王焕枝只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一辈子几乎没出过叼窝乡,也没什么文化,更没当过官,一直在村里务农,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为何她死了,书记县长也要亲自来给她吊唁呢?尽管老太太的二儿子当过县水利局的副局长,一个孙子在交警大队当副大队长,另一个孙子,也就是老三家的儿子文向南,目前当着叼窝乡的党委书记,但他们的级别离书记县长也差远了。即使当领导的平易近人,想对下属表示一些格外的关怀,那也不用亲自来,派办公室主任或秘书代自己送个花圈,表示一下慰问也就可以了。何况,县里的领导们即使要来,也用不着四大班子一齐光临啊,王焕枝是什么大人物,值得县里的领导们如此兴师动众呢?
这事说起来可就话长了,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王焕枝老太太与当年八路军一个将军的女儿之间割舍不断的深厚亲情。文质彬自打记事起,就一次次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起这个故事。
一九四三年秋,鬼子来马头山里大扫荡,八路军在深山里与鬼子周旋,同他们玩捉迷藏。这时,八路军一位将军的妻子怀孕临产,无法随军转移,需要托付给当地群众照顾。八路军联系地方党组织,想寻找一个可靠的人家,把将军的妻子托付给这家人。最后,几经考虑与斟酌,组织上选择了王焕枝。王焕枝丈夫曾经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入了党,后因负伤复员,任村里的游击队长。王焕枝本人也是党员,并任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政治上绝对可靠。另外,王焕枝身强力壮,一年前生过娃娃,有照顾孕妇和婴儿的经验。山嘴头背靠马头山,面临铁罐寨,山高林密,容易隐蔽。从各方面看,山嘴头村的王焕枝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领导们果然慧眼识人,将军的妻子来到王焕枝家后,王焕枝对她关心有加,日军扫荡进入马头山一带时,为了确保将军妻子的安全,王焕枝把将军的妻子背进自家的山药窖里,每顿熬好了小米红枣粥,送到窖里,为将军的妻子补养身体。
不久,将军的妻子在山药窖分娩,顺利生下一个女儿。王焕枝喜欢地不得了,比对自己家的孩子还亲。将军的妻子奶水不足,王焕枝就让孩子吃自己的奶。一个月后,将军派警卫员来接自己的妻女,但是,当时的形势依然险恶,带着一个婴儿随部队转战各地,仍然很不方便。于是,将军妻子只好将孩子托付给王焕枝照料,自己随着警卫员回到了部队。
从此,将军的女儿一直跟着王焕枝。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王焕枝让孩子管自己叫娘,对她格外偏爱,家里好吃的东西总是留给这个女儿,母女感情非常深厚。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还乡团进入马头山,王焕枝随同群众,在东躲西藏的过程中,因为背着这位养女到处乱跑,自己的亲儿子却弄丢了,后来被敌人抓获杀害了……
全国解放后,将军的妻子终于又回到了山嘴头村,来看自己的女儿,并要将她带走。此时,已经七岁的小女孩才知道,王焕枝并不是自己的亲娘,但她比亲娘待自己还要亲。分别之际,母女两个抱头痛哭,含泪而别。
离开山嘴头,这位小女孩跟着亲生母亲到了北京,不久入了学,但她仍然牵挂着远在太行山里的养母。每当放了假,她便立即在生母的带领下,来看自己的养母。再后来,小女孩大学毕业了,发第一份工资后,就买来好多东西,回到马头山,回到山嘴头,报答自己的养母……
“二姑娘来了!二姑娘来了!……”文质彬正在回忆几十年前发生在自己家族里的这个故事,被一阵喊声拉回到了现实中来。
文质彬抬头向通往奶奶家的路上望去,看到一个六十大几岁的头发花白的老人,左胳膊上挽着一条红布条,推着一个手推车,车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篮子,迈着小碎步,屁股一扭一扭地快步走来。文质彬再仔细一看,可不,果然是二姑娘,不由叹道:“二姑娘一晃也这么老了,但走路还像原来的样子,而且走得还是挺快……”
站在旁边的周小青狐疑地瞅了文质彬一眼,问道:“谁是二姑娘?我怎么看不到?”
文质彬无声地笑了,指了指那个推车的老头,回答道:“这就是二姑娘呀!”
周小青抡起胳膊,向文质彬背上使劲捶了一拳,娇声骂道:“一点儿正经的都没有,这哪是什么二姑娘!”
文质彬收起笑容,故意正色道:“谁没正经了,这就是二姑娘嘛,对了,二姑娘是个外号,或者是父母给起的小名,实际上是个男人,一晃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成老头子了……”
周小青不由吃吃笑道:“这么个老头子,怎么叫二姑娘呢?”
“据说,他这名称的来历有两个,其一是,他生下来后,他娘担心他被小鬼抓走了,便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当年,乡下人经常这么做,我有个姨弟,长得眉清目秀的,但却有个非常不堪的小名,叫傻妮子,是我那没文化的姨妈给起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想啊,我姨弟是个男孩,名字却叫傻妮子,小鬼来抓他时,是要听名字抓的,当然只会在女孩里面找,而且还得在看起来有些傻的女孩里找。而我姨弟不但是男孩,而且长得很是聪明伶俐,小鬼如何想得到傻妮子就是他?我那姨弟岂不就躲过去了。所以,尽管小时候我姨妈请瞎子给他算过卦,说他长不成人,可直到现在,我姨弟三十几了,还是活得活蹦乱跳的,看来起这个名字是真管用了……”
没等文质彬说完,周小青又使劲捶了未婚夫一拳,笑骂道:“真能贫!这世上也有这么傻的小鬼?估计一千年也无法托生了,好可怜哎……其二呢?”周小青这个城里姑娘,对乡下的这些稀奇古怪事儿总是非常感兴趣。
此时,二姑娘将车推到院子里,㧟起车上的篮子向奶奶的屋里走去。文质彬指着他的背影,对未婚妻说:“你看他的屁股,走路扭来扭去的,多么像个姑娘,可实际上呢,他又是个男人,所以嘛,只能叫二姑娘了……”
“哈哈哈……”周小青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伸出一只手,指着二姑娘的屁股,几乎笑得前仰后合。
周小青的大笑令文质彬有些出乎意料,他一边偷窥周围的人,一边赶忙压低声音制止道:“小青,快别笑了,虽说这是老喜丧,但也不能这样放肆地笑啊……”文质彬只想扑上去,用巴掌捂住她的嘴,不让她的笑声再从她的嘴巴里冲出来。
周小青也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并极力压抑着自己,但仍不时“吃吃”地笑出声来,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她忙掏出纸巾,将眼泪擦干净,又在文质彬肩头捣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乡下怪事可真多,他有老婆吗?有孩子吗?……一个老头子,居然叫二姑娘,真逗死了……”说着,又“哈哈哈”地笑起来。
文质彬为了避免未婚妻再这样笑下去,便想转移她的注意力,他灵机一动,问:“想不想知道二姑娘的历史?”
“当然想了。”周小青果然被吸引了,不再笑了。
“那我给你讲一讲,爱听不爱听?”
“爱听,你讲吧。”
“你看到二姑娘胳膊上缠着的那个红布条了吗?咱们就从他这个红布条说起吧。”文质彬慢慢地说。
当年,二姑娘十六七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兴起了破四旧,小学未毕业就已经回村务农的二姑娘也像镇上的青年学生一样,左衣袖别上个写着“红卫兵”的红袖箍,闹起了革命。他拿起家里的一个铁锤,在其他红卫兵的带领下,一起将镇西边的城隍庙,以及城隍庙周围的几个小庙,什么药王庙、奶奶庙、龙王庙等一股脑地砸了个稀巴烂。从此,他算是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批走资派,参加大串联,闹派性,搞武斗,每次都有他。自然,每次他都忘不了戴上他的“红袖箍”,但每次运动他虽然非常积极,但一直都是普通一兵,“司令”指哪儿他就往哪儿冲。
文革结束后,他消停了两年,然而不久,镇里成立联防队,不知是人家相中了他,还是他积极要求加入,反正时隔不久,他左胳膊的袖子上就又用别针别上一个写着“联防队员”的红袖箍。但联防队员是白尽义务,不发工资的,顶多偶尔奖励一条毛巾,或发一些茶缸香皂之类的日用品。这时,已经改革开放了,迫于生计,他顺应时代潮流,做起了小生意。他做生意同别人不同,他没钱盖商店,也舍不得花钱租房,只是推着一个手推车,车上放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些针头线脑糖块瓜籽之类的杂货,走街串巷地卖。但他又不像别的货郎那样,走到哪里就吆喝到哪里,他不善言谈,总是默默推着车,走到街头,或学校门口,把车停下,静静地等待。这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用别针将袖子上的红袖箍别齐整些。所以,他的生意并不好,仅能混口饭吃而已,因而,他家里没能盖新房,一直住在父母留给他的那两间土坯房里,自然也没能说下媳妇。
在这期间,二姑娘扭着屁股,迈着小碎步,推着小推车走村串巷卖货的身影,进入到叼窝乡每一个人的视野 ,并牢固地留在了每个人的记忆中。拿现在风行的词来说,那时的二姑娘算得上叼窝乡的“网红”,人们看到他,就远远地喊道:“二姑娘来了,把车住下,歇一会儿吧……车上都有什么货呢?”
然而,并没有几个人诚心买他的货,大家只是想逗他开开心儿。孩子们遇到他,甚至会抓起小石块,向他掷去,同时笑着冲他喊道:“二姑娘,二姨子;二姑娘,二姨子……”每当这时,二姑娘很是恼怒,气得脸都变成了猪肝色,但他却从不回骂,只是扎着头,推车快步而去,这时候,他那两个屁股便扭得更加欢势起来,引得人们发出更大的哄笑声。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进入新世纪,超市、各种小商店遍地开花,再到后来,网购也越来越风行,二姑娘推着小推车走村串巷卖货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生意越来越难做,终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