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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倒春之寒 (1)

1、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神州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在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重要组成部分,人数在七十年代末达四百九十余万之巨,是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七九年十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一百三十六个边境县的八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

这支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

在庄稼地里,他们是熟练的庄稼把式。

在乡亲们的眼里,他们说话做事中规中矩,做事不大方,偶尔显露酸腐气,是能写书信春联,有点文化的另类农民。

在学生的眼里,他们平时抽着劣质香烟,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知识,一本正经和他们谈着人生理想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他们是老师,也是农民;他们既不像老师,也不像农民。

这就是当时的民办教师群体。

那时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师资严重不足,廉如临时工的民办教师,就成了农村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的生力军。

包产到户前,民办教师每月有不到十元的生活补贴,生产队每天按全劳力给十分工分,算作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在教室里教书不流汗不劳累,骄阳可避风雨无碍,可以参加分配生产队的粮食,还有学生和家长称呼老师时的恭敬,确实能让人感受到些许被尊重的满足。

无意间,施扬走进了这支队伍。

爹把改变现实窘境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就咬牙硬撑着,让施扬一直读书,指望他的小儿子能离开黄土地,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内心深处,能让儿子成为公家人,似乎成了爹今生的终极追求。

施扬上小学至高中的十年,刚好是二十世纪的整个七十年代,跟着老师搬石头砌学校的围墙,上山点过松子,挑农家肥种过校地。羡慕过敢于“反潮流”的北京小学生黄帅,辽宁铁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曾为老师讲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而百思不得其解,记住了自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长大后要去当医生教师服务员,为人民服务。

可到头来,连大学、中师、中专的校门都没有摸到,施扬的表现让爹失望了。

施扬从未想过要当老师,因为老师自大还多一点。

在人整人人斗人成为主流的年代,首先批斗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然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排到第九的就是知识分子了。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更足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等次。因为教师是有些书本知识的,算是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是社会最卑贱的阶层。

当老师让人看不起,一没有地位二没有金钱,当民办老师就甭说了。

你看坪地小学的李、王两位公办教师,平时在一起搭火做饭,这次遇到囧事了。

算来已经半个多月未吃肉了,这天,两位老师商量,一起用砂锅煮一点猪肉打打“牙祭”。李老师从寝室横梁上取下一小段猪脚,连同吊索放进砂锅里。王老师一看,明白了李老师的意思,猪肉虽然同在一个锅里煮,煮熟后却是各吃各的。于是,也将一小块风干带有小猪尾巴的猪屁股用线拴好放入砂锅。两人看着猪肉咕嘟咕嘟好不容易煮熟了,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李老师拿出一瓶藏了好长时间的渣皮酒,先敬了来客一小杯后,一边让王老师为来客添酒,一边揪住吊索将猪脚拖进自己的碗里先啃了一口,算是号上了自己这段猪脚,之后客气地让来客夹肉吃。来客也如法炮制,揪住线头将猪尾巴提进自己的碗里,边吃边说好吃。待王老师为来客上好酒后,砂锅里只剩下半锅汤了。王老师惊呼“我的尾巴怎么不见了?!”无奈,只好舀了一碗汤,边喝边说肉管三天,汤管七天。吃肉不如喝汤……

八斤的老师陶老师,算是施扬老师的老师,一九六五年就当民办教师了,教龄快二十年了,每月也不过十块补贴加工分。民办教师之间教龄长短也就是两三块钱的区别。

与公办教师的区别就大了。月底在工资表上签名领补贴,二者之间的差距在六七倍的时候,施扬真切地感受到老师这称呼含义的不一样。

民办教师想转正,就要用实绩说话,就要成为这群临时工中的佼佼者,所承担的课时更多,工作也更勤勉,而公办教师“铁饭碗”在手,自然可处之泰然。

六和公社有近五万人口,地理条件、人口总数在堂琅古城县二十余个公社中都属于中等。全公社有中小学教师近四百人,民办教师占了六成。

施扬算是民办教师队伍中的小字辈。

符合民转公条件的倒是不少,只是转正的名额太少。自从有优秀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公办教师政策三四年来,全公社每年转正者不过一二人。照这样计算,民办教师全部转正,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就像被抢亲的桂花一样,施扬只能认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桂花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不能完全做自己的主,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不管了。

既然已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前方有一星半点儿亮光的路走下去。

只能背水一战了!

还好,施扬自认为自己不算最强的,但比最强的也差不了多少。

“我一定行的!”

……

新学年在九月初如期开学了。

一年级的教室采光不足,地面坑坑洼洼。没有经费购买课桌,学校就找木匠用四根粗大的圆木,先拼成一个大大的长方形木框,然后用六个木墩将长方形木框垫高,再根据学生人数多少的需要,用铁钉将若干三十余公分宽、四五米长的木板两端钉在木框上,做成了一个“目”字形连体书桌,通常五六个小学生坐一排。上课下课的时候,学生分别从两侧翻越圆木进出。座椅就不统一了,大多数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有长矮凳,小方凳,还有用稻草编制的草墩。

上课铃声将新招收的一年级三十多名学生召唤进教室。

他们伸长脖子,扬着小脑袋,屁股从小凳子上挪开又坐下,坐下又挪开,一双双小眼睛盯住教室门口。

农村娃娃背上小书包来学校之前,没有幼儿园可进,还都是些整天花眯花眼,尿尿和泥巴过家家的玩童,少数孩子会帮家里做一些哄哄小弟小妹,吆喝小鸡小猪的事。

走进教室,面对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施扬不知道如何是好。先指定那个貌似机灵一些,名叫安锁的学生暂时当班长,来临时帮助老师管理。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带着他们练习了无数遍之后,施扬对孩子们讲,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是小学生了,不可以任意哭闹、撒娇,要听老师的话,要按时来学校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当当当”下课了,施扬已口干舌燥。

第二节课,施扬让同学们拿出《语文》课本来,有的拿出《语文》课本放在课桌上,有的拿出其它课本,有的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个叫苏欣的小朋友把衣服高高撩起,露出白白的小肚皮,引得其它小朋友不解地看着。

“苏欣同学,是‘拿出《语文》课本来’,不是抹起小肚皮来,你真是个‘小迷糊’!”教室里想起了嘻嘻哈哈的笑声……

第三节课才上了十分钟,有同学要去尿尿,“老师,我也要尿尿!”“我也要去……”,附和着要去尿尿的立马有六七个。还未等尿完尿的孩子推推搡搡回来坐下,坐在第三排叫文龙的小男同学不停地扭动着屁股,施扬让他坐好听讲。才过一会儿,文龙又开始扭动,并“哼哼唧唧”没完没了。

文龙的同桌举手说道:“老师,宝宝烟瘾发了!”

“他要回家找他妈吃奶去了,哈哈哈……” 见老师一脸诧异,文龙的同桌接着说。

原来,家住学校隔壁的宝宝虽然已经六岁半了,在家时每天中午都要吃一次奶,每当文龙要吃奶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说他‘烟瘾发了’。说起来‘文龙’这个名字,还是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施扬和施能到宝宝家登记的时候,宝宝还没有学名,他的爹娘让两人帮忙起的名字。

……

就这样,施扬将每天的脚步固定在家和学校这两点一线间。白天去学校给娃娃们上课,晚上和施能轮流到村里的扫盲班教学员们识字。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在其著名论文《师说》中,一开始就指出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他首先肯定自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可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或年龄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严格来讲,施扬虽站上了讲台,却还没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他和所有民办教师一样,正在边教学生书本知识,边学习实践儿童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

一年级的娃娃比五年级的难教多了。

没有条件办幼儿园、学前班,农村孩子一切要从头开始。着急是没用的,施扬只能边学边教,循序渐进,与学生一起成长着。在让学生逐步完成由懵懂儿童向学生的转变,完成从字词句段落到加减乘除,从无序到有序,从爱哭的孩子到有知识少年的转变过程中,同时提高充实着自己。

凭着青年人的激情和做老师的责任,每给学生上一节课之前,无论是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还是音乐、体育,都要认真琢磨参考资料,弄清教学重点、难点、目的,紧紧抓住备、讲、批、辅四个教学环节,精心组织课堂教学,张弛有度,使之紧凑合理,让课堂四十五分钟不漫长不乏味,认真板书,注重教与学的互动,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教带学,以教促学,努力达成教学目的。

在教学路上,在不断探索前行的同时,施扬先后通过了《教材教法》、《心理学》、《教育学》考试,正进行中等师范学历考试,全力获取“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

2、施扬的“娃娃亲”

还在施扬六岁那一年的夏天,他的爹娘顺水推舟,托村里的本家大婶做媒,将大婶在坪地大队小妹家七岁的二女儿陈媛许配给他。说顺水推舟,是因为这件事,爹娘本无意,是由大婶先提出来的。同在一个村,既然有热心人牵线搭桥,也不好拂了人家的好意。

茶花箐与陈媛家相距四公里山路,不远。

爹娘用从牙缝里省抠下的钱备齐烟酒糖茶、衣裤帽子、红头绳、头巾、猪肉等订婚一应物品后,通过大婶与陈媛爹娘商定,择日去为施扬订“娃娃亲”。

临行前,娘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嘱:“到了陈媛家,要听大婶的,看大婶的眼色说话,别让人家看不起。一定要记住,对陈媛的爹娘千万不能叫‘老丈人老丈母’,要叫爹叫娘。”

似懂非懂,娘郑重其事的叮咛,更让他心里慌得厉害,越紧张越怕犯错。

连“老丈人老丈母”是什么都不知道,娘咋就担心自己叫“老丈人老丈母”。干脆告诉儿子大婶让叫谁就叫谁,让叫啥就叫啥不就得了。施扬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潜意识感觉关键时候一定会犯错,一定会叫“老丈人老丈母”,就像某天晚上他担心尿床就肯定会尿床一样。

小施扬随着身背订婚物品的大婶去了陈媛家。

陈媛家是个大家庭,六十多岁的奶奶,十六七岁的小叔,父母亲加上四个女娃一个男孩,一共九口人吃饭,负担不轻。

陈媛全家张罗着煮饭做菜,和大婶说着家长里短。全家老老少少不时瞟一眼眼前这个又瘦又小的男孩。

还好,这第一次施扬没有尿床。

但他知道如果把“爹娘”叫成“老丈人老丈母”是件让人羞愧、不可原谅的事情。

放下礼物,吃了一顿饭,就算是订了“娃娃亲”,小施扬得到了一条绣花腰带,先前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和陈媛就有了关系——未来的夫妻,虽然这腰带他一次也没系过。

订亲的感觉和不久之后他第一天背着小书包去上学的感觉差不多——新奇、不知所以。

此后的每年腊月,爹娘都要通过大婶到陈媛家送茶酒鞋帽衣裤类的“年结”。

穷家小户没有殷实的家资做后盾,不能等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再从容选择,只好现实一点,作为一种投资,逐年投入一点,以期获得长久的回报。这种投资的好处是,不需要一次付出一大笔,逐年小额投入,十四五年后,双方长大成人,结婚成家,这就算连本带利收回了。

既然是投资,当然就会有风险。而且这样的投资,更有诸多不确定因素,风险更大。再怎么谨慎也没有用,还有十四五年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誰知道其间会发生什么呢。

与陈媛定亲后,每年娘都要带着施扬去陈媛家访问一两次。这类似商务合同里的甲方乙方,说是平等关系,其实乙方始终处于从属位置。

陈媛比施扬大一岁,娘让儿子叫她“小二姐”。

每次戏谑般叫陈媛“小二姐”时,她从未答应过,就连嗯、呜之类都没有,更不要说哎了,她的小脸总是红红的、羞羞的。陈媛好像比施扬懂事,知道将来成了亲,是没有“小二姐”这个叫法的,只能叫娃他妈你他爹之类,她似乎已进入了角色。

“孩儿他爹”、“孩儿他妈”,爷爷奶奶爹娘辈们就是这么叫的,哪有姐啊弟啊这种叫法嘛。

施扬还是尿床了,潜意识里紧张害怕的开关没关住。

那一次,小施扬跟娘到陈媛家去,在她家门外突然遇到“老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