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一九六九年很快过去，一九七零年接踵而至。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老百姓随着旧年的远去开启了漫长的春天之旅。春天是美好的，万物复苏，百草发芽。可在当时的农村老百姓的脸色依旧阴沉，他们最害怕这漫长的春季，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年好过，春难熬。”这就是老百姓脸色阴沉的原因。为啥有这种说法呢？原因是那时候的中国农村仍处在无机械化耕种的落后状态，没有化肥，没有良种，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一直在三四百斤之间徘徊，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月亩产也就四五百斤，赶上旱涝灾年亩产也就二三百斤，口粮严重不足，一到春天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就要挨饿，所以老百姓才害怕漫长的春季。

尽管当时全国都在高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老百姓也干劲十足，可那土地不争气，打不出更多的粮食，国家处于僧多粥少的窘境之中，吃饭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粮食产量上不去，可人口却在快速增长。要知道，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呀，吃饭压力更大，这就让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也就是搞计划生育。

至此国家制定新规，号召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再也不能无节制地生育，必须自觉执行节育措施，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从此各大队妇女主任便成了计划生育的宣传员和执行者，她们经常走街串巷宣传计划生育政策，鼓励育龄妇女自觉控制生育。

李兰芳的工作量开始加大，村里十几家纯女户成了她工作的重点，也是她工作的难点。她对每一家都是多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觉终止生育。她苦口婆心地多次劝说，告诉他们多生孩子不是好事，生活压力太大，能个个养活很困难。因为粮食产量低，分得的口粮少，吃饭是个大问题。可她费尽口舌收效甚微，人们仍然不愿终止生育呢。到底因为什么呢？原来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纯女户喜欢多养孩子，而是社会风俗传统观念在作怪。多少年来人们心目中都有一个陋习，那就是生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可以延续香火，没有男孩子就成了绝户头。一是名声不好听，二是这家永远就不存在了。

就这样，十几家纯女户的计划生育工作压力山大。这十几家中有两家已经生了九个女儿了，可他们还是继续怀孕，一定要生出一个男孩，不见男孩不罢休。没办法，李兰芳做不通工作只得向上级反映，几天后公社派来了几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然，也不免施加一定压力。别说，这办法就是管用，谈话后立刻有几家答应去做节育手术。也有几家摇摆不定，他们没说不去，也没表态说去。这里面就有那家最难缠的九女户，上级来人他们夫妇答应尽快去做绝育手术，可工作人员一走两人马上反悔，坚决不去。这家男人有一天甚至喝醉了酒去骂大街，并且提名骂李兰芳，说李兰芳故意让他家绝户。

这下可激怒了李兰芳，她听到大街上有人骂她便把饭碗一推快步跑到大街上，她真想抓住那个骂人的家伙扇他一顿耳光。可走到街上一看，那家伙好像真的喝醉了，走路东脚打西脚，踉踉跄跄的，是真醉还是装醉不清楚，反正是酒醉的样子，嘴里仍然不干不净。李兰芳脸色铁青，快步走向醉汉。“醉汉”不傻，他一眼看见了李兰芳立马停止了骂声，嘴里开始呜哩哇啦地胡乱说些什么，并且一边嘟囔一边转身往家走。

李兰芳快走几步追上了他，大声喊：“姓杨的，别走。你刚才不是提着我的名字骂大街吗？好，有种你再骂我一声我听听。你这东西太不知好歹了，我劝你做节育手术是我的份内工作，又不是没事找事做。再说了，我又没逼你，也没吓唬你，只是好言劝你。你为什么骂我？你想，你已经有了九个女儿了，你敢保证再生一个就是男孩吗？不可能吧。这样你家就有十个孩子了，你养的起吗？再说养女儿怎么啦？她们同样能养你们老，同样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不比男孩差。”

姓杨的听了李兰芳的一番话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脸来，舌头打着卷说：“我，我没骂你。你听，谁说的，我骂你了？我真要骂你，就算，骂我自己。好，我听你的，明天，明天就去做绝育，手术。反正胳膊，拧，拧不过大腿。我，我就认栽了。”

李兰芳看着姓杨的滑稽样，气立马消了一大半。她心想，农村工作不好做，百人百性，遇到明事理的人还好说，遇到这样胡搅蛮缠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天天与他们吵架吧？也不能把他们抓起来或者痛打一顿吧？都不妥。工作归工作，还是邻居长，低头不见抬头见，该放手就放手，也别太计较。算了吧。他既然不承认骂人，那就放过他。想到这里，李兰芳说：“姓杨的，你既然答应明天去做手术，骂街的事我就既往不咎。你赶快回家，好好做做你老婆的思想工作，你俩明天就去医院。”

姓杨的看看李兰芳，然后点点头，接着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慢慢走回家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