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按我们的教材，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也有怀疑的——比如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王朝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的衰落，而中国旧秩序的衰落至少不会早过1864年，即太平天国叛乱被灭亡的那一年，所以他认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估计是小日、老美的素质教育搞得好，所以他们的学者总是与咱这边的教材保持着“高度的不一致”。这里且不论中国的近代化起于何时何事，单论距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是否拉丁化”之类的课题，这种历史的吊诡对我们不能不构成刺激：我们的现代化，何时完成？后鸦片战争时代，何时是个头？！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正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一切还是老样子。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战争。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似乎随即就把自己作为主角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的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69页）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0页）真的是可恶，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丝羡慕，重点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倡，理论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天朝无人接受；二十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这样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的，那它在天朝的命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二十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冀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其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飘渺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疯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问题是，英国不挺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经过明治维新的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了得，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院1999年版，第191页）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 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着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丧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进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或者说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2页）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恩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现代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 结果会有所不同呢？”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