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出版后，很多读者反映：看得不够过瘾，什么时候出版“第二次挨打”？

他们把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简称为“第一次挨打”（也有戏称为“一鸦”或者“一丫”的），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当然就是“第二次挨打”了（顺理成章被戏称为“二鸦”或者“二丫”）。

其实，写“一鸦”的过程中我就有了写“二鸦”的心思与准备，甚至，“二鸦”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问题是读者比我要俏皮，致信表示要跟我预订以下几本书:《那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再挨打—中日甲午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怎么还挨打—1国对11国战争全景解读》……目睹这些书名，滑稽与悲哀同时涌上心头。

不得不承认，天朝毕竟是天朝，有着不一般的禀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朝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愣是在世界史上创造了这样一种奇迹－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虽然不是大清国的子民，对它的颟顸与挨打也用不着咋表示多情。但是，谁让历史中总有现实的影子，现实中总有历史的遗传信息呢？我们至今仍没有走出历史，又何能置身局外？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在羞愤与委屈中惨淡执政，死后把大清这艘带漏的破船传给了皇四子奕詝，年号咸丰。现在的学人习惯把咸丰称作苦命天子。苦不苦另当别论，这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却是他自找的，具体来讲，是依仗儒术玩来的。当时道光在老四奕詝与老六奕訢之间选择皇太子时，一直犹豫不决来着，中间经过了三次测试：

第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老六获禽最多，老四却未发一矢，问之，就把杜受田老师预先教的那套背出来了：“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杜老师不愧是山东大儒，深得儒术中的虚伪精髓，给老四编的这套话哄得道光乐开了花，说：“此真帝者之言！”

第二次，道光弄了两个盒子，一个金制，一个木制，金制的雕着龙，金光闪闪的；木制的刻着麒麟，漆得油黑发亮。道光让兄弟两个各挑一个。老四说：六弟先挑吧。老六听了，好象没听过儒家炮制的孔融让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里。老六不知道，手里抓获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却是龙椅啊，最后只混个恭亲王的名号。老六笨就笨在这里，当皇帝都要三却之呢，自己面对一个盒子就急得猴儿似的，不会虚伪害死人哪。估计跟他的老师、来自四川的卓秉恬教导无方有关！

第三次，道光生病时召二皇子入对以最后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对自己的学生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当道光托付后事的时候，老六在一旁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候，好象在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似的。老四则在一旁撅着屁股只管哭，痛苦得那是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于是乎，老四就当上皇帝了。水平可以啊，凭这套瞒和骗的儒术去对付中国四亿愚民，够了；可是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够用不说，它还招打哪！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清国大学士约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吧，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三分之二－致命的多情！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19个喘气的。卖瓜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的，就尔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 ；“坏国者，必先去其礼”。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大清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理清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线索后，谁还会否认，咸丰这挨打的苦命不是他自找的？

他自找挨打也就罢了，问题是，放到历史的长时段里，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他这种找打很让当代国人难为情。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爹挨了打，儿子该长记性呢。清国倒好，爹（道光）挨打，儿子（咸丰）还挨打，子子孙孙竟永远挨了下去。更让人难为情的是，清国挨打，从中长记性的却是邻居日本。

众所周知，小日本的闭关锁国比大清的年头还要早，开始于1636年（这时候大清还没有入关呢）。当时的小日本跟未来的大清一个德行，实行单口贸易制度，仅开放一个长崎。而且，这贸易还限对象，仅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站在文化交流的层面，按着社会学的概念，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简直就叫近亲结婚，所以小日本跟大清国是一样的愚昧！

不过，愚昧也分境界的高低。1840年至1842年，中英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马上睁开了一只眼；1856年，中英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马上睁开了另一只眼。睁眼的结果，就是主动和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自由贸易，彻底开放，全面维新！相形之下，清国挨了两次打，依然处于稀里糊涂半睡半醒中，扭扭捏捏地搞了个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务运动，仅仅走向了传统儒家理念上的同治中兴，三十年后中日甲午战起，日本全歼中国北洋海军，既标显日本维新之路的正确，又标显中国洋务运动的后发劣势。这个时候，清国才再次扭扭捏捏地走向光绪维新，问题是没走三步就被慈禧使个绊子栽死了。恩格斯所向往的“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曝光”和马克思所幻想的“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就这样沦为历史深处的呓语。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日本的应对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选择只会招致一次又一次的挨打？

现在，让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去体味那再次挨打的痛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