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谕旨一出，臣僚大哗！众所周知，圆明园，爱新觉罗家的皇家园林，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而成的。问题是，英法联军进中国，为了惩罚咸丰的失信，把它火烧了。现在要重修它，可不是个小工程，需要哗哗的白银。

现在说不准，同治是孝顺他娘呢，还是希望把他娘踢到园子里让她游山玩水乐不思政，以减少她对朝政干预的兴趣，或者是为了自己享受，或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拿定主意要重修圆明园了。国库没钱，同治也不怕，他别出心裁，希望羊毛出在驴身上，让官员们捐款。驴们当然也不傻，自然捐不出多少钱来，奕訢捐了2万两，算是带个头，内务府堂郎中贵宝紧随其后，捐了1.5万两，汉族官员们好像不知道这个事似的，没几个人响应，满族官员捐得也不踊跃。至同治十三年（1874），各地官员的捐款加到一起才30万两左右，不够皇家盖几平米的。于是同治又指令户部拨银，朝廷震动。御史沈淮上奏请求缓修，说：别说咱没钱了，就是有钱，现在也不能修。国事艰难，仇人在国，修什么园子嘛！同治把他叫过来，当面斥责一顿：俺孝顺娘呢，你咋好意思拦呢？御史游百川再上奏谏阻，同治无心跟他废话了，干脆将其革职。这我行我素的威风，一点不比他娘差，吓得其他御史都闭上了鸟嘴。

圆明园重修工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开工，首先开工的是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

大臣们发现，这工程一开工，同治皇帝就撒上欢儿了。他每个月都到工地视察。虽然他不能像现在的领导那样频频出镜，到工地视察，又是指导工作，又是亲切慰问民工的，后面打伞的打伞，摄影的摄影，有领导自天上来，不亦悦乎！但是就这视察也让臣僚看不惯。皇帝这是借机出外游玩嘛，游玩不说，还时常夜不归宿，这还了得？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情，大臣们干着急没办法。向他娘告状吧，还不能说得太直白；说得隐讳点吧，他娘又不在意；向皇帝面谏吧，这皇帝资质低，品性更低，别说听不明白，就是听明白了也置若罔闻！

大臣们干着急没办法的当口，借口终于来了：李光昭案发生！

李光昭，广东籍木材商人，与内务府官员们熟识，由此被任命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但这家伙心忒黑，购自英法商人的木材，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费用时，却谎称值白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人家外国人哪兴玩这个啊，可以说，至少从大清朝开始，人家洋人就替咱反上腐败了，不好意思呵！这里举一例，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乃英国人李泰国，当时中国的上海道台屡次想拉他下水，比如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咱们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李泰国当然不干，气死中国方面的官员了。以后另一个英国人赫德代替了李泰国，更是在整个中国的官衙系统建立了一个唯一的清廉机关。咱们当代史学家中有人特别喜欢骂赫德，借民族主义与爱国的名义骂得脸红脖子粗的，我都怀疑他们是上海道台的后代或者亲友团！

正话少说，言归本传。李光昭案传出后，大臣们可逮着借口了，纷纷上奏，要求立即停止修复圆明园工程。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1874年8月27日），奕訢、奕譞等十大臣联衔递折，从八辈子祖宗打江山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开始说起，一直说到近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胜利成果。他们认为，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修圆明园扰民，更不是时候。为此他们向皇帝提出六条建议：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

折子递上之后，一怕侄儿根本不看奏折，二怕侄儿看也看不懂，奕訢随后请求皇上召见。皇上拒不召见，奕訢再请。实在躲不过了，三天后，同治接见了他们一行人等。召见时，奕訢发现，奏折果然没有拆封，便要求侄儿当场阅读，一是读不懂，二是没那耐心，所以侄儿读了数行便赌气对叔父说：我停工不就得了，你们还饶什么舌？叔叔说：除了停修圆明园一事，还有好多事呢，容臣当场给你诵读一下。

当年父皇择定接班人的时候，老六因缺少影帝潜质不会哭鼻子而痛失皇位；如今在侄儿面前更是发挥了最佳辩手风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说话都不甚清楚的侄儿对滔滔不绝的叔叔烦死了，说：我这个位置让给你如何？

一句话堵得他叔叔差点噎死，水龙头一下子被拧上，再没有了置嘴的余地；奕訢的铁杆伙计、军机大臣文祥伏地痛哭，几近气绝，被人扶了下去。

剩下的扫尾工作由醇亲王奕譞来完成。同治的这个七叔兼姨父边哭边谏，一不小心就说出了同治出去野游的事儿。同治先是不承认，后是无话可说，就岔开话题，搬出了他娘：诸臣所言各条朕愿接纳，惟园工一事不能马上停止，为讨太后欢心而修，故不能擅自做主，容朕转奏太后之后再行决定。

大家一听，也无话可说了。谁都知道，重修圆明园确是老太后心愿，老太后都亲自参与设计工程图样呢；同治重修圆明园，又打着孝顺娘的旗号。更何况，这个资深寡妇谁都惹不起呢？于是君臣会不了了之，同治依然大模大样地去工地进行考察，与民工们亲切见面。考察之余，依然与民妓们切磋技艺，友好往来！

这个时候，帝师李鸿藻同志出场了，他上折两宫太后，说：“臣等以为与其徒敛众怨，徒伤国体，于事万难有成，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之心乎？伏愿皇太后明降懿旨，停止园工，则皇太后之威德，皇上之孝思，均超越千古矣。”（徐彻：《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44页。）这是关于停止修园一事两宫太后收到的唯一的一份奏折。慈禧太后没有表示，她在静观事态发展。

七月二十七（9月7日），同治召见军机，议及李光昭案处置事项。之后，同治单独召见奕訢，询问出宫野游一事到底是谁说的，奕訢以“臣子载澄”做答，同治听了很不高兴：载澄同志这不泄露国家机密吗？如此不忠，叫朕被动！

七月二十九（9月9日），同治召见王大臣等，商议修园一事。一看停工已是大势所趋，不停不行，所以他问王大臣等：待十年或二十年后，四海平定，库项充裕，园工是否可以再开？大臣们赶紧叩头如捣蒜，说：托皇上的福，真那样的话，一定修！

但同治并不想完全退步，他有条件，圆明园工程可以暂停，但西苑的北、中、南三海要修，大臣们同意了，退出大殿去吃午饭，军机大臣们则回到军机处拟旨。然而谕稿呈上之后，同治并未马上批答，而是发给大家一道事先写好的朱谕：尽革恭亲王所兼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由亲王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

前面讲过，不入八分辅国公属于宗室十二等爵位中的第八等。十二等中，前六等可统称“入八分公”，后六等统称“不入八分公”。所谓的“八分”，乃贵族特权的标志。其一，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八位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八贝勒各置官属，凡朝会、宴飨、赏赐必均及，是为八分。这种身份及待遇后来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贵族等级的象征。其二，入八分的公爵可以与诸王、贝勒、贝子等一体分左右翼列班上朝议事，而不入八分者只能随旗行走。入八分都在京当差，不入八分不必在京。其三，入八分也是八种标帜，用以彰显其尊贵身份，这八种标帜是：朱轮（红车轮）、紫缰（乘马用紫色缰绳）、宝石顶（一品大员用珊瑚顶，宝石在珊瑚之上）、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盛热水的壶）、马坐褥和门钉（府门上的铜钉）等。

侄儿就这样将叔叔奕訢由第一等一下子降至了第八等，连入八分的待遇都没了，想羞煞他叔呢。可见这儿子跟他娘一个德性：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文祥等人拒不奉旨，并请求皇帝召见，同治一概拒绝。但是第二天，七月三十（9月10日），同治帝发下一份更改的朱谕，称自亲政以来，恭王每逢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徐彻：《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46页。）看来，除了对叔父动手，他对载澄这位出卖同志的嫖友也动手了。

八月初一（9月11日），同治又以“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拟了一道圣谕，革去恭王、惇王、醇王、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位重臣的职务。十位重臣重到什么状态呢？前三个是道光三个儿子，三王，自不待言。四五六是三位御前大臣，其中伯彦讷谟祜是僧格林沁之子，景寿是道光帝的附马爷、咸丰爷的姐夫。七八九是三位军机大臣。最后一个是帝师。同治皇帝这么胡乱打黑，隐藏幕后的慈禧不亲自出面不行了，得维稳啊。于是两个寡娘跑到弘德殿进行现场调解。调解的场景是这样的：同治皇帝在下面跪着听训，两个寡娘在上面哭着鼻子忆苦思甜，吃水不忘挖井人，六叔的恩情比海深，十年以来，没有六叔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忆苦思甜的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留中不发，十大臣官位照旧，处分撤消；重修圆明园依然是重点修葺西苑三海。

“七四风波”表明，同治资质明显不够，徒有他娘的某些劣质品性却没有他娘的政治智慧。

（四）不亲亲娘，老是跟亲娘作对。

母以子贵，慈禧当然知道自己现在所得，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儿子这个道具。但是儿子并不亲她，甚至专跟当娘的作对。

第一例：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初死，肃顺等八大臣在庭上与两寡娘辩论争权，肃顺声震屋宇，吓得6岁的小同治尿湿了裤子，钻到皇额娘怀里大哭。注意同治所钻的娘可不是他亲娘，而是东太后慈安这个娘。孩子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充分说明，在同治那里，东太后比亲娘还亲。事实上，当孩子刚一出生，亲娘大部分身心都贯注到政事与醋事之中的时候，头脑简单、对政事醋事皆没有兴趣的东太后则利用她的皇后地位，给予同治充分的母爱。长大之后，同治依恋的依然是东太后而不是自己的亲娘。这当然会让西太后大大的不高兴，自己亲自生的孩子，居然不亲自己，白眼狼！

第二例：与东太后、奕訢等合作，杀掉了西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直隶南皮县人。少年志气大，自残入宫做太监，人称小安子。小安子很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并且知书能文。咸丰北上抗夷时，他随咸丰到了热河行宫。辛酉政变中，他在叔嫂之间穿针引线往来奔走，得到了慈禧的信任。同治初年（1862），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心腹。由于有慈禧的宠信，他压制群僚，干预国政，为所欲为，甚至不把慈安、奕訢放在眼里。

同治帝打小就不喜欢安德海，稍大的时候，对小安子的横行霸道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有时候会借故斥责他一下。结果小安子就会跑到太后那里说同治的坏话，导致同治反过来被太后一顿数落。同治恨小安子，又没法下手，于是命人做了一些小泥人，自己用刀再砍掉他们的头。身边太监问及，小皇帝就回曰：杀小安子！

小安子终于给了小皇帝机会。同治八年（1869），小皇帝14岁，安德海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家法，太监不准出京。但小安子是慈禧的红人，也没有看过《疯狂的石头》，不知道走江湖要“低调”。虽然太监出京直接违背祖制，但是他一出京就张扬起来了，唯恐别人不知道太后的红人要南巡！没成想，半路上遭遇了丁宝桢。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人，咸丰朝进士，时为山东巡抚。同治二年（1863）任山东按察使时，僧格林沁正在山东剿杀捻军。僧王为人十分傲慢，会见司道官员从不设座。丁宝桢前来投谒时，让门人转告僧王：坐则见，否则罢。僧王一听大惊，马上改容优礼予以接见。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大大的佩服，亲自出郊迎接，并且在退休时推荐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此番安德海南下，恰恰经过丁宝桢的地盘，不倒霉才怪呢！

安德海首先经过的是直隶地界，当时的直隶总督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曾氏正患眼疾呢，而且心里头盘算的是《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云云，所以安德海从他的地盘扬长而过，但一进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地盘，小安子就完了：直接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