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给大三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讲义结集出版，书名《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2008年，出版其增订版，书名《叩问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演录》。这次再版，内容再次增订，社里的初步计划是扩展成三册。此为第一册，取原先版本的第一至第七讲，另增补两讲：文臣武将和侠客青楼。原先版本的第八至第九讲，另须增补若干讲，陆续出版为第二册与第三册。

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教师可能都有同感，正如北师大教师李山所言：问同行您讲文化史，讲什么？双方都笑。一句话，中国文化犹如汪洋大海，资源丰富，任你捞取，就看你的宗旨与方向、身段与技术了。所以扩展内容一直是我的心愿，只是忙于其它书稿的写作，一直没有把它提上日程。现在有社里在后面催着，也就拖不得了。更重要的是，社里的意思，跟我心中一个宿愿不谋而和。这个宿愿，乃是源于一个心结，或曰一种心痛。长期的教书生涯以及网络上的行走，不时的让我发现脑力受到伤害的孩子，他们长期遭受外在软性钝物袭击，残了。独立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甚至连相关的意识都没有。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给大一新生开过一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它是国情教育，在我们学校属于马列教研室之下，既是公修，还是大课。也就是说，每个系都要开这课，每课都是全年级一块上。由于系与系的通筹，我承担了体育系、工商系和计科系的这门课。接课的时候我很欣喜，我的心愿是：只要孩子从我手里过，我就不会放过他们，要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户，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有别样的风景。甚至给学生放言：我们师生相遇，既是我的福气，也是你们的运气！讲授过程中，出乎我意料的是，竟有某系学生举报我反党反革命。此系开党委会，形成文件，反馈到了我们教务处，教务处又反馈到了我系。我索性把文件复印了两份拿回家去了，一份归档，留着日后做历史资料。一份压到枕头下，对老公曰：头枕反革命文件，夜里肯定不做恶梦。……事后跟全体学生谈心，当即有班干部上场，征得学生同意并当面给我道歉。回家后又接到一些学生邮件，说被利用了，说辅导员团委书记都曾听我的课而我因是大课所以没有发现云云。我不计怪孩子们，他们也是牺牲。但是反党反革命这种在刑法里早就不存在的罪名以及孩子们绷紧的这种阶级斗争之弦还是让我惊诧。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教学二十年了都没被人发现，说明我这个反革命埋藏得很深，没想到被你们给揪出来了！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在高中时代，可能没有看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课外书，现在估计也还没看到，但是什么书都没看，什么理论都不了解，就玩上了反革命这样的概念，相当于幼儿园孩子玩核武器……

玩笑背后是沉重。我们知道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事件——卢雪松老师担任《中国电影史》和《传播学》两门课，上课时给学生放映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积极分子举报，学校对其进行了停课处理。我们也知道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事件——杨师群老师讲授《古代汉语》，授课时联系当下批评了政府几句，竟被两个女生告到了公安局和教委。这些学生还是政法专业！

沉重的现实告诉我们，狼奶教育还很严重，我们总得有所挽救。

我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意思即在此。我认为智的第一步，是独立思维。为此，我第一节课都要给学生交待：西方教师是价值中立，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话是中性的，谁也无权无资格给他定性，反动与否更不待言。当然我不是说言论自由无边界。它有边界。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言论不是没有边界而是没有起码的空间，甚而普世的价值也被主流话语排斥在外——所以老师的讲话在你们听来，可能有所偏向。但是老师告诉你们，老师所言，在思想的广场上终究是一家之言。老师告诉你教材某处不可信，而你又全信了老师，也是一种悲哀。

抱了这种理念与宗旨给学生讲课，伴随的必是激烈的反响与最后的认同。不过后来学生陆续反应，这课开在大三太迟了，应该开在大一或大二。原因是，课很好，他们很感兴趣，并且想在老师的带动下深化扩展，但是大学最后的一年半载，面对英语四六级考试、教学实习、毕业论文、考研以及找工作的压力，他们已丧失了读书做学问的从容。一句话，来不及了。还有学生说，大一不能开，大一傻乎乎的啥也不懂，大二正好。但是另一方面反馈过来的信息则是，一些高中的孩子也喜读此书。这些信息说明，对于此书读者的年龄定位，还可以适当下调。说句不客气的话，脑残还是早治早好。鲁迅所谓的“救救孩子”仍是当下最迫切的一项系统工程。我的这种心结，或者说心痛，与社里不谋而合，于是就有了这本讲义的第三次再版。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开始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养成，不再成为人云亦云的牺牲品。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