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就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地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13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地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等现代学人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类似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与顾炎武那里。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一个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这些。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要坚持，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奴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从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印证了他们的结论。前文我已说过，1603年，西班人屠杀华人侨民两万，明政府不但不兴师问罪，还修书慰问夷人。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西班牙人简直是变相的鼓励。所以，37年后，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两万人，大明政府照样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没几年日子了，五年之后，它就玩完了。

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墩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纪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华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跟喊：“杀头？好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提到汉奸，我们不妨作一下介绍。最开初的汉奸，意为一切为外国人做事的人。你给外国人当厨师，汉奸!你教外国人的孩子学中文，汉奸！你卖东西送货到外国人门前，汉奸！按当时的观念，现在的外交部长应算头号汉奸了，但是当初的汉奸只是道德歧视对象而非政治仇视对象，也就是说，并无人身安全之虑，可到义和团时代就不行了，洋人被称作长毛，汉奸被称 作二毛，格杀勿论。当时义和团眼里，严复是他们要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国闻报》都被义和团砸了，最后这汉奸还是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才逃出天津奔向上海的。文化启蒙大师成为义和团英雄眼里的头号汉奸，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种讽刺闹剧，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依然上演着。详情容我不说，否则我也成汉奸了！现在文化界最大的一桩汉奸公案是有关周作人的，日本人进北京，当时文化人士大都南下了，只有周作人选择留了下来，有人说，周之所以选择留下乃是想保护北大的图书馆。不管怎么说，时人不容他。当时南下中的郭沫若就以惋惜的口吻说，愿以几百个脑袋换周作人。这里，我更看不起的是郭，有种自杀，否则别犯酸，那种酸溜溜，让人想起了丑女人对付漂亮女人的绝招：漂亮倒是漂亮，可惜作风不好！人常说，中国文人不如妓，此中可看出点苗头。其实，周作人平时的人品，才华，哪样也不差。单举一个例子：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极大地刺激了周作人。他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周作人这样作，是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的。但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在政府和同仁纷纷南逃（中国人忌讳这个逃字，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和光绪把自己的逃跑叫西巡，小日本来了，中国政府与中国文人就“南下”了）之时，为什么不勇敢地选择南逃呢？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倪墨炎也认为周作人不是胆小之人：“周作人当汉奸绝不是偶然的。别人捉进去了，严刑拷打，吃不消了，当汉奸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思想上本来就消极了。”周作人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子善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日本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东方文化，他淡化了一个民族观念，淡化了一个国家观念，而强调了一个文化观念。”我觉得陈教授解释得比较合理，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周作人缺少的是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这一点我信，因为中国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堪称五四启蒙运动之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

这里，本人无意为周作人翻案，因为文化汉奸这帽子，是蒋中正同志给他扣上的，要翻，还得给蒋同志烧香，问人家同意不同意，没的自找麻烦。这里只是想说明，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甚至提出三位一体的说法，直叫人哭笑不得，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

2.4中央集权与中国人

现在好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民运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咱们说过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坏蛋，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

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面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删去85条，剩下170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望之不似人君”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莫谈国事”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道路以目”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

相声大师候宝林临死前对记者说：真的，我一辈子是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依我看来，候大师的要求，特别是那个温饱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马上说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国老百姓哪有发言权？不要运动，中国什么时候能不运动？说得也是，所谓的群众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群众呢。冯巩主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记问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没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给人制造乐子的冯巩回答的是：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两位相声大师的顺民观及幸福观，我心里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地统治，百姓装模作样地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像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邦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旦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联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小子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呢！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我们呼唤公民，呼唤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