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谷文昌从漳州出发，随解放军渡海峡（八尺门海峡，东山与大陆的分界线），解放东山岛。初到东山，眺望绵延的山势，谷文昌忽然想到家乡的太行，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当真正走近它，那光秃秃的山地上寸草不生，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家乡太行大相径庭。在老家林县太行山里，即使山户人家没田种，栽一棵树、打一捆柴也还能勉强度日；而在这荒岛上遍地风沙，寸草不生，东山岛上的人是咋煎熬过来的？由此，谷文昌想到灌木丛生的石板岩大峡谷，想到少年时与同伴去树林里摘果子、拾柴、采药的情景。他查阅当地史料，了解到东山县一年四季6级以上大风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当地有7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4个。当地人以“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来表述荒凉的东山沙岛。很多东山人为风沙所害患了红眼病，甚至失明。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几近绝望。

1950年，东山岛虽然解放了，旧社会压在穷人头上面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依然横亘在东山人面前。群众分到了土地，但因为“风、沙、旱”种不出粮食，分地又有什么用？

谷文昌在下乡走访调研的路上，偶然碰到一群衣衫褴褛、手提空篮的村民，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含含糊糊、支支吾吾。其中一个村干部被谷文昌认出来。一群人不得不承认，是村干部带着他们外出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谷文昌深感歉疚，他动情地对外出乞讨的村民说：“在东山县发生这样的事，是我谷文昌的责任，我这个县长没有当好，对不住大家呀！”然后，他对着大伙儿郑重承诺：不把风沙治理好，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大伙儿从县长言之凿凿的承诺中看到了希望，转向回家，投入与风沙鏖战的卓绝斗争中。

谷文昌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到县长、县委书记，经常下乡搞调研、访贫问苦，耳闻目睹东山人民的真实生活后，经常是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做梦也在想着战胜风沙，根治旱涝。他认定：“想挖掉东山穷根，必先制服风沙”。经过多次讨论，统一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思想，谷文昌带领群众踏上了长达10余年风沙治理的漫漫征途。在一些领导班子会和重要场合，谷文昌经常对领导干部们说：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在东山县召开的党代会上，他代表领导班子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就像在林县消灭蝗虫灾害那样，谷文昌背着铺盖提着小黄包，走到哪儿，工作到哪儿，吃住到哪儿。所不同的是，他的肩膀上由原来的扁担换成了镢头，出行多了一辆自行车，脚下踩着的是东山的土地。他走村串户，和干部、农民促膝谈心，制订了“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的方案。1956年，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全县绿化、根治风沙的决议，号召全县人民“苦干几年，将荒岛勾销，把灾难埋藏海底”。

在沙地、盐碱地上搞绿化，对东山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谷文昌就要改变这个看法。为啥家乡的太行山上草木茂盛，松柏常青，东山就不能？谷文昌给远在林县的三弟文德写信，让文德把松柏种子和其他耐活的树种一麻袋一麻袋寄过来，满怀信心地去山里、沙漠地里做试验，结果没结果，浪费了时间，搭进了种子。谷文昌不甘心，继续寻找能在适合东山生长的树种。1957年，调查组在一个村的沙丘旁发现了3株挺拔的木麻黄松树。谷文昌第二天就带着县、区、乡三级干部来到这3株木麻黄树旁，召开现场会，鼓励大家地说：“木麻黄在这里能存活，就一定能在全东山岛存活。有可能这木麻黄树就是咱们东山绿化的主角，大家要高度重视，服务好这个主角。”

1958年，谷文昌亲任指挥，发动群众和驻岛部队、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种下20多万株木麻黄松和大量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不料，连续一个月的低温天气让刚种的树苗仅仅成活了9棵。谷文昌痛心地来到种树现场，对技术员和随行的同志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大家看，不是活了9棵吗？能活9棵，就能活九千、九万棵，大伙儿不能失去信心，要看到希望。”东山县委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组成了以谷文昌任组长的试验小组，种下了20亩木麻黄，并在东山制定了植树造林的鼓励政策：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个人所有。从而，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一波接一波的植树造林高潮在东山县此起彼伏。“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再一次在东山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