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立春的风裹着松烟墨香，往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缝隙里钻。秦山河的中山装第三颗纽扣松了线，是严晓燕今早用蓝布线补的，针脚在灯光下泛着点青，像八号院门墩石狮子的绿锈。他手里的烫金证书往话筒旁靠，封面的“全国文学奖”五个字映在锃亮的皮鞋上，鞋油是傅和平昨天给打的，说“上台得亮堂，比任何奖状都体面”。

台下第三排的叶紫苏往楚红岭手里塞了块手帕，杭纺的面上绣着兰草，是1973年两人在草原合绣的。“你看他那袖口，”她的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往秦山河的袖口指，磨出的毛边比煤棚的麻袋片还明显，“我说给他换件新的，偏说‘这是红岭补过的，有草原的风’。”

楚红岭的羊皮袄往椅背上靠，琴盒放在脚边，里面的狼毒花干被体温烘出点涩味。她想起1970年在边境哨所，秦山河冻裂的手指攥着钢笔，在她的小提琴谱上写“人”字，说“这一撇一捺得站稳，比任何蒙古字都有骨气”。当时他的鼻血滴在“人”字的捺脚处，晕成朵暗红的花，像此刻证书上的烫金。

主持人报出《图克沁草原》获奖时，秦山河往台下扫了眼。叶紫苏的蓝布衫在黑压压的西装里亮得扎眼，像煤棚里的一盏马灯；楚红岭的银镯子在灯光下晃，反光落在前排的楚红军军大衣上，那里别着枚草原带回的狼牙，说“能镇住场子”。他突然想起1966年在煤棚，傅和平往他手里塞修鞋锥子，说“写东西跟补鞋一个理，得往深里扎”。

“感谢各位评委。”秦山河的声音比草原的长调还稳，指尖在证书的烫金上轻轻划，“我这辈子就写明白两个字，”他往话筒前凑了凑，中山装的领口蹭过麦架，“一个是‘人’，一个是‘情’。”台下的掌声漫上来时，他的目光在叶紫苏与楚红岭之间顿了顿，像1958年在门墩上，用粉笔同时圈住“草原”与“胡同”。

“教我写‘人’字的，”秦山河往台侧的投影幕指，那里正放着《图克沁草原》的手稿照片，某页的空白处画着个歪歪扭扭的门墩，“是位把拓片当命的先生。”他想起1968年的冬夜，叶紫苏往煤棚里钻，棉裤的膝盖处磨出了洞，怀里却揣着他被没收的书稿，说“字在，人就立得住”。当时她用冻裂的手指给他改稿，红药水染在“人”字的撇上，像道没愈合的伤。

叶紫苏的手帕往眼角按了按，兰草纹的边角蹭过鬓角的白发。她往衣兜里摸，指尖触到片槐树叶标本——是1955年秦山河在护城河滩捡的，叶脉的纹路像他书稿里的蒙古字。1975年他写《大青山下》缺纸，她把拓片的衬纸撕下来给他，说“这纸吸墨，能写出骨头”，现在那些纸页早被岁月浸成了琥珀色。

“教我写‘情’字的，”秦山河的声音突然低了些，像草原夜话时的私语，“是位拉着小提琴走草原的姑娘。”投影幕上的手稿翻过一页，某行字的行间夹着朵干枯的狼毒花，是楚红岭1973年采风时送的。他想起1970年在草原，楚红岭把他冻僵的手按在自己琴盒上，说“情这东西，得像琴弦，有张力才响”，当时琴盒里的《草原之夜》谱子上，“情”字被泪水洇得发皱。

楚红岭的银镯子在琴盒上磕出轻响，惊飞了记忆里的马蝇。1966年秦山河入狱前，往她琴盒里塞了张字条，上面写着“情字比命重”，被她夹在《牧歌》的谱子里，松香末落在“情”字的竖钩上，像根没说出口的牵挂。现在那张字条早成了碎片，却在他的新书里，长成了片草原。

台下的楚红军往楚红岭手里塞了颗水果糖，玻璃糖纸映着台上的秦山河。“当年在煤棚，”他的声音硬得像修鞋的铁砧，“这小子总说‘红岭的琴声能治病’，现在信了吧？”话没说完，却把军大衣的领子往她那边扯了扯，挡住穿堂的冷风。

“这两个字，”秦山河举起证书往台下扬了扬，烫金在灯光下晃出片暖，“一个刻在胡同的青石板上，一个长在草原的狼毒花丛里。”他往投影幕上的门墩画与狼毒花指，“合在一起，才是咱中国人的字。”掌声再次漫上来时，他看见叶紫苏与楚红岭同时站起，像两株被风同时吹弯的草，根却在地下紧紧缠在一起。

颁奖礼结束后，秦山河的中山装沾了层香槟的甜。楚红岭往他手里塞了根新琴弦，说“旧的那根，在风筝线上系着呢”；叶紫苏给他递过支钢笔，笔帽上的门墩刻痕里还嵌着点拓片墨，说“傅大哥给你磨的笔尖，比任何金笔都出锋”。三人往宴会厅外走，秦山河的影子在地上分成两道，一道连着叶紫苏的蓝布衫，一道缠着楚红岭的羊皮袄，像他笔下的“人”与“情”，撇捺相交，立成个“家”。

夜风裹着松烟墨香往胡同里钻，楚红军的桑塔纳在八号院门口等。秦山河突然往煤棚的方向指，那里的灯还亮着，傅和平正举着修鞋锥子，往块新铁皮上刻“人”字，火星落在严晓燕端来的红糖水里，像串没写完的省略号。“你看，”秦山河的声音混着槐树叶的沙沙响，“这院里的每块砖，都在教咱写那两个字。”

叶紫苏往晾衣绳上瞅，楚红岭的红裙子正对着她的蓝布衫晃，两种布料在风里碰出的声响，像秦山河书稿里的蒙古字与汉字，在月光下轻轻和鸣。而煤棚的铁砧上，傅和平刻的“人”字渐渐清晰，旁边被鞋油填了个“情”，两个字的笔画交缠处，落了片从颁奖礼带回来的狼毒花干，沾着点松烟墨，在夜色里泛着温润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