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的风裹着蝉鸣，往壹号院的老书房窗缝里钻。罗素梅的布鞋踩过地板上的烟蒂，鞋尖踢到个搪瓷缸——缸沿的豁口磕在掌心，像1955年楚母腌酱菜时用的粗瓷碗，当时楚红军总抢着用这缸喝凉白开，说“豁口的缸子不烫嘴，比细瓷的实在”。

她往书桌后的太师椅瞅，椅面的藤条断了三根，露出里面的棉絮——是楚母当年絮的新棉花，严晓燕在信里说“这棉絮经晒，比羽绒垫养腰”。罗素梅弯腰将棉垫铺上去，蓝布面的补丁蹭过椅腿的铜环，发出“叮”的轻响，像1966年楚红军把这椅子从煤棚搬回家时，藤条断裂的动静。

棉垫的边角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的槐花瓣——是苏季雅去年寄来的，说“老槐树的花能让棉絮带点甜”。罗素梅的指尖在补丁上划，针脚是楚母特有的“之”字绣，1973年她临终前，就是用这针法给楚红军补棉裤，说“红军总在煤棚蹲，得厚点才抗冻”。

书桌上的台灯罩积了层灰，玻璃上的裂纹像片干枯的狼毒花。罗素梅用绢布擦时，发现灯罩内侧贴着张电影票根——是1978年楚红军给叶紫苏塞的那版《追捕》，票根的边角还留着他攥出的汗渍，秦山河说“这小子嘴硬，心里比谁都热”。

楚红军的军大衣搭在书桌旁的衣架上，袖口磨破的地方被人补过，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密实。罗素梅认出是自己的手艺，1999年她去剑桥前，趁楚红军在煤棚修门墩，偷偷缝的，当时用的线是从八号院的晾衣绳上拆的，严晓燕说“这线经风，比任何丝线都牢”。

书架顶层的《飘》露出半截书脊，烫金的字母被指甲抠得发乌。罗素梅想起1985年叶紫苏临走前，往书里夹了张字条，用蒙古文写着“勿念”，楚红岭说“这字写得轻，像怕惊着谁”。书的塑封早被阳光晒得发脆，傅和平用修鞋胶给粘了层牛皮纸，“老物件得护着点，比新的金贵”。

暮色漫进书房时，楚红军的脚步声从胡同口传来。罗素梅往窗台上的花盆挪了挪，仙人掌的刺上挂着个小牌，是用煤棚的旧木料做的，上面刻着“静”字——楚红岭的手笔，1990年她说“红军脾气躁，得看点静气的东西”。

楚红军推门的瞬间，军靴踢到了门后的小马扎。那是傅和平用修鞋剩下的木料做的，凳面的铁皮上錾着个“忍”字，他说“这字比任何劝人的话都管用”。他没看罗素梅，径直坐到太师椅上，棉垫发出“噗”的轻响，像1958年他在煤棚的马扎上，听楚母讲旗人祭祖的规矩。

“严晓燕托人带了酱菜。”罗素梅往桌上的玻璃瓶指，黄酱里的冰糖碎闪着光，“她说你总吃食堂，得沾点老家的咸。”楚红军没应声，从抽屉里摸出旱烟锅，烟杆的铜头刻着个小小的“岭”字，是楚红岭1970年在草原给他刻的。

夜里的雨敲打着窗玻璃，罗素梅起身关窗时，看见楚红军正翻那本《飘》。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里，夹着片枯叶——是草原的狼毒花，楚红岭在信里说“这花在戈壁能活三十年，比任何书信都记事儿”。枯叶的根茎处缠着根红绳，和楚红岭小提琴里的那根一模一样。

楚红军的指尖在枯叶上顿了顿，突然往煤棚的方向望。罗素梅顺着他的目光瞅，胡同口的路灯下，傅和平正举着修鞋锥子修小马扎，严晓燕在旁边给他递钉子，两人的影子在青石板上叠成块暖烘烘的墨。

“明天去趟八号院。”楚红军的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往书桌上的酱菜瓶指，“把这个给傅大哥送去，就说……谢他修的门墩。”罗素梅看见他的指腹在《飘》的书脊上反复蹭，那里的烫金字母早已模糊，却比任何烫金都清晰。

雨停时，罗素梅往书房外走，棉垫在太师椅上陷出个浅浅的印。她想起1955年楚母说的“这椅子得有福气的人才能坐”，当时楚红军正蹲在煤棚的小马扎上，给门墩的石狮子描红漆，阳光在他背上晃出的光斑，和此刻书桌上的狼毒花影一个模样。

胡同里的公用水龙头滴着水，水珠落在青石板上，晕出的圈像《飘》里夹着的枯叶。罗素梅往八号院的方向望，老槐树的枝桠在月光里晃，晾衣绳上的蓝布衫还在风里飘，像楚红军没说出口的牵挂，藏在棉垫的补丁里，藏在书里的枯叶中，藏在每个需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