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的风裹着草原的暖，往呼和浩特作协礼堂的窗缝里钻。苏季雅的蒙古袍下摆扫过讲台台阶，狼毒花漆的发簪在发间晃，比1970年草原的晚霞还亮——发簪的木料是从八号院老槐树上取的，傅和平用修鞋刨子磨了又磨，说“老木料沾着院气，比任何玉簪都养人”。她手里的演讲稿夹着片槐树叶，是严晓燕从北京寄的，叶脉的纹路里还沾着点胡同的灰，像给纸页盖了层暖烘烘的纱。

“我有两个家乡，”苏季雅的声音裹着点草原的腔调，比任何麦克风都能传远，“一个在草原的勒勒车旁，一个在八号院的煤棚里——1970年我刚出生，就是在煤棚的马灯下，听秦阿布讲胡同的故事，比任何摇篮曲都让我踏实”。台下的掌声漫上来时，她往秦山河的方向望，老人的蓝布衫在人群里格外熟，像1955年门墩旁写稿时的那一件，“当年在草原，秦阿布教我写第一个蒙古字‘家’，说‘字能记路，别让风刮散了魂’——现在我终于明白，有些路，走得再远，根都在煤棚的马灯里”。

秦山河坐在台下第三排，指尖轻轻摩挲着口袋里的旧信纸——是1973年在狱中给苏季雅写的，纸页泛黄得像老槐树的皮，上面“等你长大，带你看北京的春天”的字迹，被岁月浸得发沉。他突然想起那年的场景：煤棚的马灯亮着，楚红岭举着灯帮他誊抄信件，灯油洒在纸上，晕开的圈像草原的月亮，“那时候就盼着，”他往台上的苏季雅望，眼神软得像1970年第一次抱她时那样，“这丫头能走出草原，也能记着胡同的暖——比任何愿望都实在”。信纸里夹着的狼毒花干，是1970年草原的第一朵，现在还保持着绽放的模样，比任何标本都鲜活。

楚红岭坐在秦山河旁边，小提琴放在膝头，狼毒花漆的琴身在灯光下泛着光。她往苏季雅手里递了束干花，是用草原的狼毒花和胡同的槐花扎的，“这花得带着双份念想，”她轻声说，“比任何鲜花都能扛住岁月——1999年音乐会，我就是拉着《草原与胡同》，说‘季雅的笔，能把两个家乡写活’”。琴弓的马尾扫过琴弦，试音的调子和1973年在煤棚拉的《蒙古摇篮曲》一个柔，风一吹，琴箱里的旧乐谱飘出来，是苏季雅小时候画的简谱，上面还留着奶渍的印，像没说出口的暖。

严晓燕从北京寄来的槐花茶摆在后台，搪瓷缸的豁口磕在桌角，是1973年煤棚分窝头时磕的。苏季雅往缸里添热水，茶梗竖在水里的姿态，和当年煤棚立柱的影子一个倔，“严奶奶说，这茶能让我想起胡同的晨光，”她往茶里放了块奶豆腐，是扎莫西母亲新做的，“比任何糖都甜——1984年叶子额吉出国前，严奶奶也是这么给她泡花茶，说‘冷天得垫垫肚子，比热茶顶事’”。茶香味漫出来，和草原的奶香味缠在一起，像给演讲稿添了层实在的暖。

叶紫苏抱着秦念红坐在台下，羊绒围巾上绣的门墩石狮子图案，是罗素梅从澳洲寄的线绣的。她往孩子手里塞了个小银锁，上面刻着蒙古文“平安”，“念红，你看季雅阿姨，”她往台上指，“以后你也要像她一样，记着草原和胡同的根——比任何玩具都重要”。银锁的锁链缠着红绸带，和楚红岭小提琴上的那根一个鲜，孩子突然笑了，小手抓住银锁，铃响脆得像1955年门墩石狮子嘴里的铜铃，引得旁边的作家们都回头望，叶紫苏的脸一下子红了，像1965年在煤棚偷喝马奶酒被楚母撞见时那样。

就职演说结束后，苏季雅往秦山河手里递了本新出版的《双乡记》。扉页的老照片里，八号院的煤棚还裹在1970年的晨光里，秦山河抱着刚出生的苏季雅，楚红岭举着马灯站在旁边，“阿布，”她的声音裹着点轻颤，“这书里写的煤棚马灯、草原勒勒车，都是您当年讲给我的故事——比任何奖项都让我踏实”。书里夹着张1973年的旧信纸复印件，正是秦山河狱中写的那封，“我把它印在书里，”苏季雅往秦山河手里塞，“让更多人知道，有些承诺，从来不会被岁月吹散——比任何序言都有力”。

暮色漫进礼堂时，众人往草原的方向走。苏季雅挽着秦山河的胳膊，影子在夕阳里拖得老长，像煤棚里的两根立柱，牢牢撑着没说出口的暖。“阿布，”她往远处的勒勒车指，“等夏天槐花开了，咱回八号院吧，”她的声音裹着点笑，“我想再尝尝严奶奶的炸酱面，想再看看煤棚的展柜——比任何旅行都好”。秦山河点头，往她手里塞了块巧克力，是严晓燕从北京寄的，锡箔纸的亮在暮色里晃，“你小时候总爱吃这个，”他的手轻轻覆在她的手上，“1973年在煤棚，我给你塞这个，说‘甜能压惊，比烟卷管用’——现在倒好，你成了能扛事的作协主席，比我当年想的还出息”。

风卷着草原的花香漫过来时，苏季雅突然想起煤棚的马灯还亮着。严晓燕正往灯里添煤油，傅和平在旁边擦修鞋箱，楚红岭的小提琴声从胡同里传过来，和草原的马头琴声缠在一起——原来有些根，从来不会被距离斩断，就像草原的勒勒车永远记着风的方向，煤棚的马灯永远照着回家的路，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