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茵怕齐卫国又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说:“他也就是嘴上功夫而已。”
齐卫国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好好,今晚我就色一把,阿茵你可不要怪我动手动脚的。走走,我们到皇谷夜总会唱歌去。”阿茵说:“你敢?有刘小姐保护我呐,谅你也没这个胆。”
齐卫国说:“好好,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手。”
临出门时,齐卫国向孔之光说:“不过,上次和刘小姐谈的折扣问题——”
孔之光赶快接过来说:“没问题,你放心,就按你说的,打七折,安排在前三版。”广告投入量这么大,肯定要给最低的折扣。原来以为也就上十万元,打七折有些心疼,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本来孔之光是想先开口说的,但怕心急了,效果反而不好,这时对方先提出来了,他当然得主动表态了。他想就是总编辑王洲在此,也会迫不及待表这个态的。
齐卫国说:“好,具体操作我们再谈。”
阿茵叫小姐来买了单,四人坐上齐卫国的帕萨特往皇谷夜总会而去。
南江市广播电视大楼庄严地立于南江之北闹市的中心,一片繁茂的商厦对面。严格来说,它还不能称为大楼,只有六层,说不上是什么建筑风格,和它周围丛生的高楼大厦比起来,虽然显得寒碜,但仍以其古朴、威严和神秘,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地位。那时,广播和电视还没有分家,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和办公的大楼,全蜗居在这幢古典式的小楼里。楼虽不高,空间却还是可以凑合着用,不够用了就向大楼后面横向发展。所以电台、电视台、音像出版社等,都临时在后院搭建各种录音棚和制作间。电视台是广播局的顶梁柱、钱袋子,所以这座小楼里最好的楼层肯定是他们的,最好的设施也是他们的。在这座小楼里,他们俨然就是主人。
随着南江之声电台主持人陈思佳的大红大紫,财大气粗而又求贤若渴的南江电视台决定挖老板周天胜的墙角。
电视台“星探”一番游说,陈思佳就动了心。陈思佳利用业余时间到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电视台负责人发现她还挺上镜,于是台长亲口向陈思佳保证,来了后一定让她主持黄金档期的节目。陈思佳当然知道,广播办得再好也是没法和电视台比的,后者永远财大气粗,而前者再怎么折腾也始终摆脱不了小家子气。录音机不可能比得上摄像机,这是发展的硬道理。
陈思佳于是铁了心要奔电视台而去,一天也不愿在电台多待,像突然于茫茫黑暗之中发现了灯塔,看到了远方更加迷人的风景,义无反顾。
陈思佳最担心的是过不了老板周天胜这一关,毕竟是老板给了她一个平台让她蹿红的。当年她上这个节目时还只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乳臭未干的小姑娘,从没拿过话筒,是老板在编委会上力排众议为她争取到这个人人垂涎的节目的,并由此引起很多人猜疑,说她和老板有一腿,是先上了自己的身体再上这个节目的。为此,陈思佳不止哭过一次,但每哭过一次,陈思佳就坚强一回。后来,她干脆不理这一套了。她知道在这个是非名利场中,要想出人头地就得面对枪林弹雨。
不管怎么说,老板周天胜对她是有恩的。没有老板,她说不定还在社会上游荡到处托关系找工作,说不定还待字闺中成了个“不就业族”。是老板改变了她的一切,并造就了今天的她。几年来,她和老板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大型活动,进行了多场次的现场直播,应该说和老板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她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用怎样委婉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愧疚。
但陈思佳对电视台着了魔,对电视台的主持人着了魔,所以在老板当时还比较破旧的办公室,她还是硬着头皮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老板周天胜一听,大光其火,脸色铁青,睁大了眼睛盯着她,要她再说一遍。
陈思佳没有再说一遍,小心地换了一种说法:“周台长,请您帮忙。真对不起!我——”
老板周天胜的手颤抖着抓了桌上一支烟塞在嘴里,用防风打火机点着后顺势将打火机用力向桌上一掼,砰的一声,桌上的一个茶杯被碰倒了,茶水流得到处都是,打湿了老板桌上的几张稿纸,上面还清晰可见地写着一些节目的修改方案。陈思佳见状,忙不迭地到门后去拿毛巾,将桌上的渍水擦了,又将老板的稿纸收好,对老板说“台长,您别生气,我改天再和您说这事吧。”说着小心翼翼地出门。
老板对着她的背影吼叫说:“改天也白说。我告诉你,没门!”
但电视台的领导有的是招,他们才不管老板怎么想呢,他们和老板招呼也不打,就直接通过广播局人事处将调令发到了南江之声电台。那个时候,广播局的新局长还没来,老板在广播局老领导们的眼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办的电台还只是一个试验产品。
老板看到那个调令的一刹那,血往上涌,恨不得把它撕了才解恨。陈思佳是南江之声的台柱子,是老板花了很多心血培养的,挖走了他的台柱子就是剜了他的心头肉,老板感到很疼。老板在心里痛骂广播局这些没脑子的领导,难道我电台不是广播局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何要厚此薄彼呢?电台培养的人都奔电视台去了,像这样下去,谁还来办电台呢?
老板就是老板,个性是很强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发泄着不满。他把调令塞到了桌子底下。他认为那是一张废纸,甚至可以烧掉;他相信过不了多久,陈思佳就会改变主意,还是在他的麾下当她的大姐大。
后来,陈思佳找过老板几次,问老板收到她的调令没有?老板没好气地说没有,也不再和陈思佳谈话,因为老板和她一谈就血往上涌,气不打一处来。老板后来要文艺部主任徐小蕾找她谈,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