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陈宇一有空就对着残玉琢磨。研究所的资料室被他翻了个底朝天，从西夏文碑刻拓片到陪葬品清单，但凡带符号的，他都拿来比对。那些拓片大多是民国时期的，纸脆得像饼干，稍一使劲就裂。他甚至找出了1972年宁夏出土的那批西夏文书，上面的符号规整得像打印的，可那七个符号像是凭空长出来的，没在任何文献里露过面。

周三下午，他去资料室还书，王老师正蹲在地上整理旧档案，纸箱子堆得像座小山，上面落着层灰，一喘气就扬起细小的尘埃。“小陈，过来搭把手。”王老师招手，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纸，“这些是50年代的发掘记录，得搬到库房去，再放着就该发霉了。”

陈宇放下书，帮着搬箱子。纸箱子轻飘飘的，里面的档案都发黄了，卷着边，像被水泡过又晒干。搬到最后一个箱子时，他脚下滑了一下，踩到片掉落的档案纸，箱子“哗啦”一声摔在地上，档案散了一地，像群受惊的鸟。“小心点！”王老师赶紧蹲下去捡，老花镜滑到鼻尖上，“这里面有当年贺兰山发掘的原始记录，手写的，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陈宇也蹲下去捡，指尖触到张硬纸，是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贺兰山一处王陵的入口，黄土坡上凿出个黑黢黢的洞口，门口立着块石碑，碑上刻着些符号，歪歪扭扭的，第一个就是菱形，四个角带着小勾，和残玉上的一模一样！他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指尖捏着照片边缘，都捏出了印子。

“王老师，这是哪次发掘的？”陈宇指着照片，声音有点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

王老师凑过来看了看，手指点着照片边缘的字：“这是1958年的事了，当时所里组织了个小队，在贺兰山挖了仨月，只挖了个陪葬坑，出土了几件陶罐，没找到主墓。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就停了。”他翻了翻散落的档案，抽出张蓝墨水写的记录表，“你看，上面写着‘碑刻符号待考’，后来研究所忙着整理兵马俑的资料，这事儿就没人管了。”

陈宇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夹进笔记本，纸页簌簌响。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蹦得厉害，撞得肋骨发疼。他想起残玉上的符号，想起老头裤脚上的砂质土，想起他爹字典上的“镇”字，这几个点串在一起，像条没画完的线，隐隐指向贺兰山的方向，那线的尽头，仿佛有座黑漆漆的王陵在等着。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楼道里的灯又坏了，陈宇摸着墙往上爬，二楼的李婶正端着水盆往下走，看见他就说：“小陈，你妈刚才还来问，说你咋还不回。”

陈宇应了声，爬到四楼，家门虚掩着，透出昏黄的灯光。他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上正播着考古新发现，一个商代的青铜器，绿油油的，闪着光，考古队员正用刷子轻轻刷上面的土。“你看人家这运气，”他爹感慨着，咳嗽了两声，“挖着就出宝贝。咱们这辈子能遇上这么个大发现，死也值了。”

陈宇没说话，换了鞋钻进小屋。他把照片摆在书桌上，和残玉并排放在一起。台灯的光打在上面，照片里的石碑蒙着层灰，像落满了九百年的雪；手里的残玉凉丝丝的，像刚从贺兰山的溪水里捞出来。两者像是隔着九百年的时光对视，一个站在王陵门口站岗，一个藏在老墙缝里睡觉，守着同一个秘密。

他翻出那本《西夏文字典》，把照片上的符号和字典里的“镇”字比了比，果然能对上，只是石碑上的符号更完整，四个角的勾更长，像戴着尖帽子。陈宇拿铅笔在照片背面画了个草图，把残玉的缺角补全，正好和石碑上的符号严丝合缝。

“小宇，喝碗粥不？”他妈在客厅喊，“我熬了小米粥，放了红枣。”

陈宇应了声，把残玉放回铁盒，锁好，摆在书桌一角，和照片、字典摆成一排，像三个沉默的证人。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铁盒上镀了层银，像给这个未竟的线索，蒙了层薄薄的纱。风穿过窗棂，带着点凉意，吹得台灯的影子晃了晃。

陈宇趴在桌上，看着那排“证人”，突然觉得这不是结束，是开始。那七个符号像七个路标，在贺兰山的风沙里插着，等着他一步步走过去。他想起他爹常说的话：“考古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总能看到芯。”现在，他手里握着最外面的那层皮，闻到了里面的辣味。

窗外的月光移了移，照在铁盒上，反射出点微光，像残玉在眨眼睛。陈宇知道，明天得去趟所里，查查1958年贺兰山发掘的详细记录，哪怕能找到个当时的队员也好。有些线索，埋了九百年，总得有人把它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