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四年，岁在壬戌，春和景明却难掩建康宫阙之凄清。临光殿内，龙涎香袅袅，映着御榻上日渐沉疴的南齐高祖萧道成，鬓发如霜，形容枯槁，唯有那双曾运筹帷幄、平定乱世的眼眸，偶有微光流转，似仍牵挂着这片他亲手肇建的江山。自刘宋末年，天下板荡，昏君肆虐，刘子业之暴、刘彧之疑，致使朝纲崩坏，黎民涂炭，州郡叛乱蜂起，四海鼎沸无宁日。高祖起于行伍，承萧何二十四世之文脉，怀济世安民之宏志，少从名儒雷次宗研习《礼》与《左氏春秋》，沉深有局量，通习经史，兼擅武略，初为宋将，便屡立奇功。

昔年义嘉之难，四方叛起，高祖受宋明帝之命，拜辅国将军，率军东击会稽刘子房叛军，于晋陵一役，一日破十二营垒，势如破竹，迅速平定东部之乱；后又挥师北拒徐州薛安都叛军，于石梁巧设伏兵，分骑夹击，大败薛索儿，又筑垒断其退路，逼走叛将，凭此战功，升任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食邑六百户。彼时刘子勋派兵偷袭会稽，高祖麾下仅三千士卒，甲仗匮乏，却能就地取材，以竹棕为械，夜举火把，虚张声势，竟令叛军不战而逃，其谋略之深，可见一斑。及刘昱昏虐无道，以骨箭射伤高祖，高祖知祸不可避，遂命王敬则收买近侍，诛除昏君，拥刘准为帝，总掌军国大权，后清除袁粲、刘秉等政敌，扫清禅代之路。

升明三年，高祖受宋禅，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定都建康，是为南齐。登基之后，高祖深鉴刘宋覆亡之弊，革除孝武以来诸多暴政，躬行节俭，以身作则，罢金铜之器，代以铁器，去玉佩之饰，禁华丽之服，甚至不准民间织绣裙、着锦鞋，其节俭之风，历代所未有。又下诏整顿户籍，禁止宗室封山占水、与民争利，减免赋役，安抚流民，修建儒学，精选儒官，招揽贤才，削除部曲私兵，限制将吏护卫人数，短短三载，朝野清明，官民始得安业，乱世之余，渐有复苏之象。

然天不假年，建元四年三月，高祖病重，气息渐微，乃召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等重臣入内，托孤寄命，谆谆嘱托，诫之曰：“吾起于寒微，幸平乱世，肇建齐室，唯愿江山永固，黎民安乐。汝等当尽心辅佐太子，恪守礼制，务存仁政，勿蹈宋室手足相残之覆辙。”言罢，顾望太子萧赜，眼中满是期许与牵挂，良久，气息断绝，享年五十六岁。朝野上下，一片哀恸，百姓自发巷哭，缅怀这位救民于水火的开国之君。四月，公卿大臣上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葬于武进县泰安陵，陵寝简约，不事奢华，一如其生前之志。

高祖崩后，太子萧赜遵遗诏，于临光殿即位，改元永明，是为齐武帝。武帝小字龙儿，乃高祖长子，自幼随父征战，亲历乱世，深知民间疾苦，亦熟稔治国之道。其性刚毅，有雄才，兼怀仁厚，即位之初，便颁诏大赦天下五十日，清理前朝遗留政务，原宥京师囚系，优遣三署军徒，赈恤都邑鳏寡贫弱，以示仁政之心，朝野人心，自此安定。武帝深知，南齐基业初定，唯有承高祖之遗志，续行新政，方能固国本、安民心，遂以“宽严并济、务实安民”为治国理念，在高祖改革的基础上，推行一系列革新举措，终开“永明之治”的盛世局面。

政治之上，武帝首要整顿吏治，厘清官制。刘宋末年，州郡县官任期六年，日久生弊，官吏贪腐懈怠，百姓深受其害，后虽改为三年一任，号曰“小满”，却未能严格推行。永明元年三月，武帝颁诏重申，地方官员一概以三年为任期，不得迁延，亦不得随意改任，此举整肃了官场风气，杜绝了官吏长期盘踞一方、鱼肉百姓之弊。又完善考核之制，赏罚分明，重用贤能，疏远奸佞，褚渊、王俭等老臣得以尽展其才，同时提拔李安民、周盘龙等有勇有谋之将，文武官员各尽其职，朝堂之上，政通人和，鲜有奸邪作乱之事。

更值得称道者，武帝深谙君臣相得之道，虚怀纳谏，不矜己功。大臣有直言进谏者，即便言辞尖锐，武帝亦不加罪，反而择善而从。西陵戍主杜元懿曾上书，言当地商贾繁盛，请加征牛埭税，以充国库，会稽行事却进言，称牛埭之初设，乃为便利百姓，抵御江上风浪，非为征税。武帝览奏之后，深以为然，驳回了杜元懿的请求，明令不得擅加赋税，扰民安业。其明辨是非、体恤百姓之心，令群臣敬服，亦令天下百姓感恩戴德。

户籍整顿，乃武帝新政之重中之重。高祖在位时，曾命虞玩之等人校订户籍，以清奸伪，却未能竟其功。武帝即位后，另行设立校籍官，置令史，限定每日查处奸伪户籍，撤销犯罪者户籍，发配远方戍边。然此举推行数年，不免有官吏徇私枉法，滥查无辜，致使百姓畏罪逃亡，被唐宇之蛊惑，聚众叛乱。武帝察知其弊，当即调整策略，永明八年，颁诏赦免升明元年之前的罪犯，恢复其户籍，释放戍边者回乡，明令今后再犯者严惩不贷，既整肃了户籍，又安抚了民心，避免了更大的动乱，使户籍管理趋于规范，国家赋税来源亦得以稳固。

经济之上，武帝坚守“与民休息”之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当时江南地区虽历经战乱，却土地肥沃，潜力巨大，武帝下令兴修水利，疏浚河道，灌溉农田，鼓励百姓垦荒种地，对于垦荒者，减免赋税，赏赐粮食，百姓耕作之心大增，田野之间，皆见耕织之忙。永明六年十二月，粮食与布帛价格大跌，伤及农桑，武帝当即动用国库五千万钱及各州府库资金，收购粮食与布匹，稳定物价，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此举乃古代宏观调控之典范，足见其治国之务实与远见。

同时，武帝严控赋税，禁止官吏横征暴敛，废除诸多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益州行事刘悛曾上书，言蒙山下严道铜山，乃古代铸钱之地，请求开矿铸钱，以充实国库。武帝准其奏，派人前往巴蜀铸钱，然不久便发现，铸钱开支浩大，反而加重百姓负担，遂当即停止铸钱，不贪一时之利，而顾全长远民生。在武帝的悉心治理下，南齐经济日渐繁荣，仓廪充实，米价低廉，百姓安居乐业，家有余粮，江南大地，再现盛世景象，史载“永明之世，民殷国富，家给人足”，诚非虚言。

文化之上，武帝崇文重教，悉心经营，使南齐文化趋于兴盛。他深知文化乃治国之本，下令组织学者整理宫廷藏书，校勘古籍，注释分类，共整理图书四万余卷，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又重视史书编撰，命著名史学家萧子显编撰《南齐书》，详细记载南齐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成为研究南朝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武帝兴办儒学，修建学馆，选拔名儒讲学，招揽天下文士，鼓励学术研讨，一时之间，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永明体”诗风应运而生，讲究声律对仗，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此外，武帝尊重先俗，规范祭祀礼仪，命皇家祖庙四季祭品，皆用先帝生前喜爱之物，宣皇帝前供面饼鸭羹，孝皇后前供嫩笋鸭蛋，高祖前供细肉酱粥，昭皇后前供清茶粽子烤鱼，尽显孝心与仁厚。又下诏，令豫章王萧嶷之妃庾氏，于清溪旧宅四时祭祀祖父母、父母，皆依家礼，不用皇家繁复仪轨，此举既尽人伦，又合民心。晚年之时，武帝颁下遗诏，明令丧礼从简，不用牲畜为祭品，只需饼、茶饮、干饭、酒脯即可，天下无论贵贱，丧制皆依此而行，百官停工六个时辰吊唁，诸王及六宫后妃不必随葬山陵，其节俭之风，一如其父，传为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