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进入秋令已快一月了，往年这时天高云淡，凉风习习，已经有了昼夜温差。而今年却是阴雨不断，连续下了半个多月。这如丝如线的秋雨，仍在没日没夜地下，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天空阴云仍堆积的一层比一层厚，黑沉沉，阴惨惨，低低地压在头顶上，仿佛马上要掉下来似的。

我们三人蜷缩在这个不深的窑洞里，心情象这鬼天气一样阴暗。来西京市已经快一月了，却干了才十多天生意便停下了。正信心十足时，却碰上了秋霖如线扯不断，再也无法开张了，只好眼睁睁让时间一天天溜走，我们心里急得没法说，天一亮就瞪着眼睛瞅着天空，希望再也听不到雨声，看不见那黑方，企盼着那天气马上放晴。

我们是来这里做餐饮生意，卖我们家乡的名优小吃“岐山扞面皮”的。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食品，在民间俗称“御京粉”。因为古时的皇上吃过后大呼过瘾，把它钦定为皇宫御膳，因此而才得以冠名“御”字牌。但确实这东西是名符其实的好，又柔又筋，越嚼越香，加上我们岐山当地的香醋和大红线辣椒，红艳艳一盘，未入口便直流涎水。全国各地的人来我们家乡，都想吃上一碗岐山扦而三皮而一饱口福哩！这样宝贵的资源不利用实在可惜了！于是乎，我们便想依这生意为扶手为起点，在古城西京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来，也把家乡的特产推出去，当然我们也会获得不菲的收入，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啦！。当下适逢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生产队已把土地全分到社员家里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守在生产队，成群结伙地站成一排在那黄土地上刨呀刨的。生产队长呢他顺应万，如潮流名正言顺地下台了。他也只能钻进自己那几亩田里去干这干那，指挥人分派社员干活儿的权利一点以也没有了，有人代谑地说成了“光杆司令！”也是一点不假。几十户几百户，不管多大的村子多大的生产队组织，全哗啦啦解散啦，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谁也再无权干涉谁限制谁。

这可是个天翻地复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农村那吃种大锅饭，那种死水潭暮气沉沉的局面，那种僵化的管理体制，已叫改革开放的巨手彻底打碎了！分田到户后，农村即过去的生产队里再也没有了混日子磨洋工的现象了。你不好好干，你不用心经营你那分到手的几亩土地，不想办法去赚钱，也就别想过好日子，别想指望集体经济了。时代变啦，谁有能力谁过好日子，谁勤快肯干谁吃好的，不是生产队时搞平均分配，按人头搞平均主义了！

这样一来，哪个人不去专心侍弄他那宝贝土地？哪个人不是一心扑在自己的小家庭上？他们一个比一个卖力，一个比一个起得早。同时。他们在作务完自己那几亩田地里的农活后，还有不少闲余时间，便都利用这空闲时间又去干点别的活儿，用当时的流行语叫“搞副业”。有手艺的便可以出去耍耍手艺，如是工匠就能去干盖房子做家具的事，没手艺的人也可以去干些笨活儿粗活儿，如去建筑工地搬运砖头水泥，去煤矿挖煤矿山掘矿等等。等农忙时又回来收获庄稼，收毕又去干。这样一年下来也能赚不少钱，这笔钱放在农家小户可就起了大作用啦！渐渐的，农家院子里的自行车一年比一年多，彩色电视机也在逐渐增多，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了来源有了依托。到后来，有一部分行动早赚钱多的人竞盖起了崭新的大房子，甚止有个别二层楼房也矗立在农家小院了，总之，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与所有这一时期的“公社社员”一样，在这股改革大潮中受益不少。我学了个做饭的手艺，在外边单位上给当了两年炊事员。但单位上的饭实也在不好做，这些在外头干事的人，不象农村生产队的土八路，他们吃饭比较挑剔，顿顿要变花样，口味也很高。而且你想吃这他想吃那，你喜欢甜他喜欢辣，更让人讨厌的是爱斤斤计较，总想沾点便宜多吃一口。而且爱挑毛病，盐多了醋少了辣椒油不红不香，唉！让人无所适从。当然，我自己的手艺不太精也是事实，一些复杂饭菜确实见的少实践的少，难免做出来有不可口时，这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原因。城里单位上这些新贵们，他们可不愿凑乎着吃，不合口味他们就马上有反应，不是当面讲就是背后提，领导听见也就不得不有所表示。时间一长次数一多，这份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就有被辞退的危险。

这不，我就被辞退了！

辞退的原因也不外乎以上两种，在此不多说了。但我这一回来，家里可就乱了套。两个儿子张着嘴要吃要喝，小儿子才一岁刚过，敖敖得哺。媳妇身体也不行要服药，我在处头工作上班那就一切平安，一丢工作，经济没来源了，花的钱从哪里来？地里的庄稼来钱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春种秋收春花秋实，大自然在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庄稼要依它的生长周期从青变黄，不会因为谁家的情况特殊而提前成熟，这是自然规律难以改变。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王智利，他比我大两三岁，皮肤黑红，额头宽宽的，背稍有点驼。眼睛虽小但目光深邃，头脑非常够用相当有智慧。他与我同命相怜，家庭都是地主成份，同样也都是娶的外省女孩作媳妇，在本地因阶级斗争的原因，高成份的子弟一般女孩都不愿嫁。我和他同是地主家庭的后代，有共同语言共同心理，所以我俩常来往，他的经济状况比我好，我在困厄时他也便出手相救，可以称得上是铁哥们。

他有一个叔父，名叫王信，年令比我父亲小几岁，我也把他称呼叔叔。他原是西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干警，他参加工作时间早，文化比较高是老牌高中生，那时阶级斗争还不紧。但文化大革命他也受到了牵连，跟好多和他相同出身的人一样也被下放到原籍成了一名公社社员，并和我父亲这“地主分子”站在了一个板凳上，受了一些冲击。可文革一结束，国家政策一落实，他又回到了本单位。然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幸。王信叔叔的妻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据说是在生孩子时发生了血崩一类妇科最害怕的病，加之解放初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农村连个象样的接生员也没有，她便叫病魔夺走了生命，只留下了那个呱呱哭叫的小女婴，由他抚养成人。

王信叔叔从此便也再未娶亲，孤身一人送走了自已的余生。

我见过王信叔叔，他个子高高的，有一付宽厚而慈祥的脸，有一双犀利而深沉的眼睛，头发很短，刚剃了头发时脑门以上面便光光的亮亮的，给人一种清高而有点铮铮铁骨的感觉，与那张慈悲面孔相映成辉。

王信叔叔虽然被文革的大浪打回了原籍，但文革风暴平息后，他又被调回了原单位，仍在西京市公安局上班了。这是让他没预料到的事，但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就如那句古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我被单位辞退，丢了炊事员工作后，一度惶惶如丧家之犬，东碰西撞，希图再另找一个单位，仍然去干这做饭的老本行。可是，也许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我找了大半月，跑了不少地方，也托了好几个熟人和同行的朋友，但结果都是让人失望的回复。无奈之下，我便又去和智利哥商量，让他给我出个主意，现在眼前无路生计难以维系了。

我俩经过合计后，他问我道“哎！王州，你能做咱那岐山扞面皮不？”

我不加思索，立即答道“会啊！我当炊事员在单位常给他们做吃呢！”

智利哥说“那好！好！”说完他又问我手艺精不精，做岐山面皮的技术过硬不过硬。我说那没问题，已做过好多次了，技术已完全掌握。

他说“那我有个想法，咱去卖面皮！那生意我瞅了好久啦，一定能成。”

我心里一激凌，道“卖面皮？去哪卖？”

他眨巴几下他那深邃的眼睛，道“西京！咱去西京卖。”

我没想到他他会有这打算，在我心里却一味地只想打工找单位，还压根儿没想自己创业的事。他这一说，还真让我吃了一惊，也把我从梦中激醒了。是啊！这也是一条路哇，为啥非要在一条道上跑？为啥非要给别人干？如今开放了放开了，自已能干就干，有本领就施展，好多以前做炊事员的人现在已经在城里办起了饭馆，生意很红火啊，！那么，为啥咱就不能照他们那样子走一走干一干呢？

我心里翻腾了一阵，却又担心去西京那地方太远，那是大城市，市场也不太好进驻。摊位证不好办，没熟人恐怕办不下来，大城市的市场管理严一些，摊位也紧张竞争也激里。我把这担心一讲，智利哥却想也没想，立刻说道“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去找我叔父，他在市公安局，一定能办下！让他帮咱办，应该不成问题。”

“啊？是啊！我咋把这个关系忘啦！”我一喜，便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我俩商定，说干就干，立刻动身去西京，着手创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