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有强，外号人称“许大麻子”。他曾经是叱咤京山、应城、安陆三县，及鄂中第一峰——大洪山南麓周边广大地区的一名罪恶昭彰的悍匪。当时人们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都禁不住地要在心里打个寒战，真可谓是谈“虎”色变。

即使是这样的一名谈之令人色变的恶人，终也难逃命运对他的惩罚。1948年10月30日（农历戊子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京（山）应（城）县民主政府在许有强曾经的落脚地——京山县仁和店召开“公审”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原国民党京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许有强。这里离郭家围子也不远，这个郭家围子原本是许有强跟共产党谈判代表杨秀山约好，准备在许有强临阵率部起义之后，带领部队从应城撤往解放区，到达集中并接受改编的指定地点。这里还预备留有京（山）安（陆）应（城）县委在此部署的一个基干民兵团，这个基干民兵团的主要任务，一是负责接应许有强的起义队伍，二是为提防起义投诚部队内部有变及诈降。

这郭家围子离许有强的出生地许家坝也不远，小时候许有强跟他的发小杨秀山一起，经常带着他们的“小尾巴”——也就是许有强的妹妹许贵贞，到这里来玩儿，做一些诸如什么上树抓鸟，下河捞虾，游戏打闹等等小孩子们爱做的事情和爱玩的游戏。仁和店是许有强在罗店镇上用一把杀猪刀捅杀六个日本鬼子之后，他和他的妹妹许贵贞，在他们的出生地许家坝被日本鬼子夷为平地，无家可归之后，曾经暂时落脚借住过的地方。自从许有强用一把杀猪刀捅杀了六个日本鬼子以后，他们祖祖辈辈的住居地和他的出生地许家坝，就遭受到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报复，被日本鬼子一把大火焚毁，夷为了废墟。许有强为了安置他的妹妹，以及他自己今后能够有个落脚的地儿，就带着许贵贞投靠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帮过工、学过艺的族人许正生家，到仁和店街上来了。这许正生当时也算仁慈，一见许有强兄妹二人落了乱，没有了落脚之地，加上又看在昔日许有强在他家帮过工的情分上，于是腾出了一间原先堆放农具及杂物的房间，让许有强安置下他和妹妹许贵贞在此落脚暂住。以后在许有强投奔抗日队伍之后，有一段时间这里也就成了他们兄妹团聚，以及妹妹许贵贞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因此这里也可以算得上是许有强和妹妹许贵贞的老家了。共产党京应县政府把审判许有强的公审大会会场设在这里，看来是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及现实目的的。

许有强是在解放军攻打应城的战役中被解放军捕获的。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下辖三个团，加上第二分区三个团，共六个团的兵力，约8000余人，于1948年10月2３日，首先在其外围打响了攻打应城残敌的战役。并于24日凌晨4点，开始了总攻。此时的应城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只有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八军副军长顾心衡（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堂弟），率领的军部的一个广西军新兵团、一个搜索营和一个工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两千多人，均系应城及周边京山、天门、随县（今随州）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其中大股的部队有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曹勖的部队，六纵队的一千多人，和许有强带领的京山县保安大队五百多人等。解放军攻城的人数差不多是他们的两倍。许有强当时正带领他的部队驻扎在应城大南门湾上镇，负责应城古城台南大门的守卫防备任务。在解放军攻打应城的战役发动之前，中共干部杨秀山在京安应县委的指示下，利用他和许有强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了争取许有强的起义投诚，以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打开南城门拖走其起义部队，为解放军攻城部队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杨秀山在其恋人，许有强的妹妹许贵贞的帮助之下，跟许有强进行了三次秘密地见面与接触，经过晓以利害和苦口婆心地劝说，谈判最后才取得了成功。

谈判最终取得的结果是，国民党京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许有强同意率部起义，并将起义时间定在1948年10月25日（农历戊子年九月二十三）。起义标记为举宽三尺、长五尺的白旗带领队伍出城，让开大南门，以便解放军攻城部队顺利地进入应城城内。起义行动路线定为由许有强率部在应城城内举行起义之后，将部队及投诚人员带领来到约定的接头地点——京山县马店街上，与我党谈判代表及联络人杨秀山会合，然后再由他引导到解放区内的郭家围子集中。这里是中共京安应县委指定的集中并准备进行部队改编的地点。京安应县委还特地在此部署了一个基干民兵团负责接应。为了保密和预防不测，谈判代表和联络人杨秀山事先并没有向许有强透露这个集中地点就是郭家围子，以防事情突变，只是跟他约好在马店街上汇合后再做安排。因为俩人的谈判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并约好集中的地点，也只有当事人杨秀山跟京安应县委极少数几个主要负责人才知道内情，并未跟当时的解放军攻城部队取得任何联系以及沟通，这就给这次起义联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再加上由于当时中共根据解放进程，在当地的机构设置极其复杂，仅京山县一县境内中共就设有五个县委：除了京北县、京（山）钟（祥）县、天（门）京（山）潜（江）县以外，曹武、石板、徐店、坪坝、宋河、罗店等乡镇一带，还设有京（山）应（城）县以及京（山）安（陆）应（城）县等组织机构。其中中共京安应县委，当时下辖第四（罗店）区、第五（仁和店）区、第八（坪坝）区、第九（宋河）区等四个区委。许有强的出生地许家坝属第四区，归京安应县委管辖，起义队伍预定到达集中的目的地郭家围子，地处罗、森、祁、马乡，属第五区委仁和店，也归京安应县委管辖。

又由于许有强起义投诚的谈判，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京安应县委委员的我党干部杨秀山，和许有强之间秘密单独进行的，而攻打应城战役的则又是由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指挥所属部队及其他武装力量独立完成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包括实施谈判的代表所在的京安应县委，并没有参与到此次战役活动之中，更不知道此次战役何时打响，何时结束，主攻方向等等。再加上就在战斗即将打响之时，作为起义谈判代表和联络人的杨秀山因工作突然变动，离开了京安应县委，被调往京（山）钟（祥）中心县委襄河地委组织部工作，致使许有强的起义部队与我党的接应工作完全脱节，又加上事发突然和高度保密的原因，京安应县委也未来得及及时跟解放军攻城部队，以及和其他县委做好沟通和接应的工作，致使原定于1948年10月25日许有强率部起义的安排一度被耽搁了下来。

解放军攻城部队于1948年10月24日凌晨4点打响攻打应城的总攻以后，由于城内国民党军的疯狂抵抗，致使解放军攻城部队久攻不下，且还要赶在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增援部队的三个团，一万多人前来增援之前，迅速撤离城区并驻扎到应城外围去，以避免部队受到重大损失，许有强所率部队的起义投诚，对于战事的进展，不能不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环结了。

关于应城战役，时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及应城战役总指挥张才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军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他撰写的《应城之役》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应城战役（总攻）从10月24日凌晨4点打响。独立旅一团在古城台、草街，二团在寿宁寺同时发起战斗，以扫清敌人之外围据点，但都因工事坚固，不易接近和摧毁，而未能得手。”“24日黄昏，一团又重新组织四个连的兵力，并加强了一部分火器。时值深秋，战士们冒着大雨寒风，猛攻古城台。部队在攻击中英勇顽强，反复攀登，梯子炸断了，（战士们）就用身子趴在铁丝网上作前进‘踏板’，为战友开辟冲击通路。但终因雨大路滑，工事坚固，地幅狭窄，虽经一夜激战，仍未能攻克。”“此时此刻，我心急如焚，时间不能（再）拖下去，应城离武汉很近，一旦（敌人）援兵赶到，就会前功尽弃。我在屋里踱来踱去，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有时俯下身去看看桌子上的作战地图。电话铃声不断地响着，参谋人员回答着作战、后勤等许多具体问题，电报稿不时送进我的指挥所……”（注１）张才千司令员的上述这段话，足以证明应城城防工事之坚固，守城敌人之顽固，攻城部队之艰难险阻。如果没有内应配合的话，想要攻下应城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或许遭受到的损失也是极其巨大的。另据可靠史料记载，应城战役总攻从10月24日凌晨打响，到10月26日战斗结束，历经近六十个小时艰难与激烈的顽强战斗，攻城部队也确实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是在许有强率部起义离开，解放军乘势打开大南门之后，大部队才从大南门攻入城内，进而在城内开展巷战而获得胜利的。

当时许有强及其起义部队在无法跟我党谈判代表杨秀山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由于事态紧急，为了减少双方部队不必要的牺牲，许有强毅然决定于10月26日凌晨率部起义，打着先前跟杨秀山约定好的白旗把自己部队带走，好让解放军攻城部队从大南门攻入城内。攻城部队终于赶在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拿下了应城，歼灭城内所有国民党敌军，撤离城区并驻扎在了应城外围，取得胜利并避免了部队遭受进一步的重大伤亡和损失。

据当时参加过应城战役，时任江汉军区独立旅二团一营教导员、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军区副军职的离休干部蔡德清在《记大南门攻坚战》一文中这样描述：“旅指挥所下达总攻命令后，我营立即令司号员吹了三声长号音，所有武器一齐射向敌人南门和暗堡，压制敌人火力点。刹那间，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打蒙了，竟然在15分钟内未还一枪。我们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工兵冲过封锁线，爆破城门……全营仅用了15分钟全部冲入城内，并迅速向南大街纵深发展。”

这次应城战役中，俘敌副军长顾心衡及以下3261人，毙伤敌军副参谋长熊介生以下900余人，缴获各种炮8门，轻、重机枪98挺，长短枪1477支，各种子弹13万余发，电台3部，电话机41部，战马135匹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公正地说，这次战斗战果之所以如此辉煌，这其中自然与许有强率部起义，放弃大南门的守备，让解放军从其处攻入城内取得胜利，是不无重要关系的。

许有强率部起义，撤离大南门之后，按照原先跟中共谈判代表杨秀山商量好的路线，带领其队伍沿宋（河）应（城）公路向京山马店街上集结。可不久就在应城巡检司附近被不了解内情，负责阻击敌人援军的江汉军区独立旅三团部队，当成了国民党溃军打散，许有强被在附近活动的团部通讯连炊事班所俘，然后被羁押于江汉独立旅三团驻地——应城巡检司熊家四湾。10月28日，许有强在江汉独立旅三团所在驻地熊家四湾，被移交给了京（山）应（城）县地方政府，后羁押于京应县委驻地和指挥部所在地，即京（山）应（城）两县交界的姜店（今属应城管辖）和大栗树湾（今属京山管辖）一带。至10月30日被中共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提起公审，也仅仅只过了四日而已，这都是因为战争年代特事要特办的结果。

1949年元月，江汉军区所属《江汉日报》中有一则消息这样登载过：“应城攻克的当天，我某部通讯队郭指导员捉住了一个头带（戴）军（官）帽（即大盖帽），身穿破短袄，浑身湿透、满脸麻面的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两支手枪，当时，他还（声）称是来投降的。”

就这样，许有强在自行率部起义以后，在前往原先约定的接头地点——京山县马店街，准备与我党谈判代表杨秀山会合的路上，起义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据民间传说，当时许有强是化装成民工，混入运送解放军伤员的担架队里，准备伺机逃跑时，不料在新河口一个村子里被一当地老婆婆认出，随即报告给驻在此地的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三团团部通讯连炊事班遭逮捕的。由于战争时期一切从简，诸事要速战速决，中共京应县政府随后组成临时法庭，即刻在仁和店举行了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原国民党京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许有强。在这次公审大会的会场上，京应县委组织人力，用树木在学校的操场上搭起了一个大台子，台上正中央摆放有一张盖着红布的审判台，台上靠两侧也各有一张盖有红布的陪审台，台下广场上是从附近四里八乡赶来参加大会的两千多位乡民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认得许有强的，他们一方面是受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动员来参会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来看看曾经称霸一方的悍匪，如今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下场的；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见过许有强的面的，只是基于听说过他如此那样这样的传奇经历，出于好奇心地驱使，也为了一睹他的真人面目，纷纷从乡下赶过来的。此时的许有强放了气的轮胎一样，萎靡不振地站在公审台上，只听见台下人们在议论纷纷：“个子不高，满脸麻子，其貌不扬嘛。”“听说他曾经说一不二，杀伐决断威风八面，原来也不过如此呀。”“这都是报应哟。”“恶人自有恶报啊。”许有强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这些议论，可他只当是没有听见一样，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内心里却充满了不屑和鄙夷。只管低下头去，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人民政府对自己命运的最终判决。

京应县民主政府人民法院，在仁和店组成的临时法庭，召开对恶人悍匪许有强的公审大会，整个会场上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气氛异常地热烈。台上台下及四周，都张贴有大量的用各色彩纸书写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的内容主要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倒许大麻子许有强！”“打倒恶霸土匪许有强！”“打倒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许有强！”“彻底清算许有强的反革命罪行！”等等内容，使整个会场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中。公审大会开始之前和召开期间，会场上都不时地有人带领大家高呼着口号：

“打倒许大麻子许有强！”

“打倒恶霸土匪许有强！”

“打倒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许有强！”

“彻底清算许有强的反革命罪行！”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公审大会还没有开始，整个会场上来参会的人们就被这些激情洋溢的口号声弄得群情激奋，热情高涨了起来。公审大会正式开始后，公诉人代表中共京应县政府历数了许有强的“十大罪状”：一，假意谈判，枪杀我时任京北县委社会部长，兼宋应剿匪指挥部指挥长的中共谈判代表徐履清同志；二，在担任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小队长期间，协助中队长赵德安将我党派驻其队伍中的指导员胡金同志捆绑审讯，并用竹片抽打致死；三，受汉奸许正生教唆勾引，在投机钻营混进抗日队伍，时任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中队长赵得安的威逼利诱之下，跟随其一起带走游击中队全部人员拖枪叛变，投靠日军，造成不良政治影响；四，与日伪顽狼狈为奸，残害我地下交通站长周洪元，破坏我党地下组织；五，当土匪，做恶人，称霸一方，强征暴敛，残害普通百姓；六，１９４３年，率领土匪二百余人在云塔山围攻我新四军，打死打伤新四军战士八十多人，给我新四军部队造成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七，反复无常，信仰缺失，有奶便是娘，枪杀我党派出的谈判代表后，公然接受国民党顽固派第六纵队保安司令曹勖的任命，当上了国民党京（山）应（城）县游击大队长，恬不知耻地为国民党出力卖命；八，在自己老婆遇害后强抢红安县流落至此地的陈氏之女，占为妻子至今；九，打家劫舍，绑架勒索普通民众，搜刮钱财，致人死伤无数；十，不知悔改，担任国民党京山县保安大队长期间，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解放军攻打应城时，为残存的国民党政府镇守应城大南门，致解放军攻城部队久攻不下，付出了巨大牺牲。此十大罪状简直是罄竹难书，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当公诉人宣读完许有强的这“十大罪状”以后，更加地激起了广大与会群众的愤怒情绪，会场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有的要求用刺刀将他像拌豆腐一样的刺杀；有的则要求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还有的要求砍下他的脑袋以后挂在城门上枭首示众。但是经过法庭解释，共产党是不会使用日本鬼子及国民党的各种残忍手段，来处决对人民犯有不可饶恕罪行的犯人的。最后在临时法庭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了实行枪决的最后判决。当代表政府的公审人员问许有强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许有强外强中干地辩解道:“我承认我曾经确实是做过一些伤天害理，危害无辜百姓，破坏贵党的事情，本当罪该万死。可我当年还参加过抗日游击队，杀过日本鬼子呢！被你们抓住之前，我已经跟你们中共的谈判代表，也就是我的妹夫杨秀山商量好了准备临阵起义，接受改编。只是运气不好，再加上你们的内部衔接出了问题，致使起义失去了联络人，不能够按原定时间举行起义，经管如此困难，可我最终依然还是带领队伍起义了，让开了应城古城台大南门，让解放军顺利地攻入城内，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求有功，但求功过相抵总该是可以的吧？我因为没有了联络人，致使起义不能按时举行，谈判的时候对我许下的承诺也泡了汤，落到如今被捕审判枪决的下场，说内心话我是心有不甘的。这些我现在全都不再计较了，只求你们看在我也曾杀过日本鬼子的份上，看在我确实是真心实意起义的份上，我强烈地要求你们马上去找到当事人，也就是京安应县委，以及谈判代表杨秀山本人，还我一个公道！不说功过相抵，最起码应该承认我是有率领队伍起义投诚的诚意及举动的，并且协助解放军攻克应城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吧？何至于就这样急急忙忙、不明不白的公布我的十大罪状，这么快就要置我于死地呢？死，我不怕，就怕不明不白的死！淹没功劳的死！对待不公地死！你们共产党曾经对我说过，一切既往不咎的，作为一党和地方政府，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一定要还我一个公道，这样即使判我死刑，才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

其实，许有强临死之前也许不会知道，自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到被判枪决，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她的亲妹妹许贵贞，除了出于同胞兄妹的亲情以外，她还想到了其兄长事先与共产党代表，即她的恋人——中共代表杨秀山之间在谈判时有过约定，临阵起义，并兑现承诺，接受改编，并于共产党是有功这样的一个事实，决不能让其兄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政府枪毙掉。为了全力营救兄长许有强的一条性命，这时候的许贵贞正在日夜兼程，奔走于中共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两地之间。然而，当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京安应县委驻地和县委主要负责人时，当事人——中共谈判代表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襄河地委组织部工作去了。

由于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后期（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间），中共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复杂，更迭频繁，人员变动得较快，办公地点流动性也很大，加之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仅靠许贵贞这样一位农家妇人在几天的时间之内，来回奔波，跋山涉水，全靠两条腿步行去找到有关当事人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以证其兄许有强起义是确有其事，以还其兄一个清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况且当时担任中共谈判代表的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襄河地委组织部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他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谈判对象许有强由于没有联络人而不能按时起义。及至自发率队起义之后，部队即被打散，最终人被解放军当作国民党溃兵逮捕。许有强的命运，基于他以往所犯罪行，和时运不济而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改变，虽然有功，而功过不可相抵；虽然已经兑现承诺率部起义，并打开缺口让解放军攻入应城城内，可仅仅因为没有及时地跟谈判联络人杨秀山联系上，就予以全盘否定，确实有失公允，甚至还被称为“企图为自己所犯罪行进行狡辩”等等一说，最后竟致罪加一等，被判枪决；虽然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判处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替他作证，只有她的亲妹妹许贵贞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上下奔波，尽管再加上她以曾经还做过一些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身份，但也无济于事，她毕竟也只还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既不能证明谈判起义的事实，又不能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尽到同胞兄妹的情分，靠血浓于水的亲情驱动，勉力相救以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其兄被判枪决的最终结果，拯救其同胞兄长的一条活命。她只能勉力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以及京钟中心县委三地之间，寻找当地中共县委主要负责人和知情人，找寻谈判代表及她的恋人杨秀山，以证其兄临阵举行起义之真伪，以还当事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或者给他一个公允的说法。可京安应县委在东，京钟中心县委在西，而京应县委在南，三地何止数十上百里路程而相隔遥远，路途迢迢，再加上风雨阻隔，啼饥号寒，公文往来，意见看法不统一等等，要想及时地协调这些关系又谈何容易，岂是她许贵贞这样一个农妇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得了的使命！然而，若待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各县委驻地和当事人，知情人等，能证明确有其事时，只怕是因为当事人的稍有迟疑，或者是相互间稍有推诿的话，再加上路途阻隔，待她将这一切完成时，其兄恐怕早已是枪响人亡了。

随着时间的飞快流逝，此时此刻，许有强是生是死，是存是亡，在这紧要关头，真的是命悬一线啊……

注１：此处文章引用自张才千将军《应城之役》一文，载《湖北日报》１９８２年５月４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