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阶级成分“高”的以外，与支部书记老艾同在大院相邻而居的大先生，就是大生的父亲,也在“西边的”人里边。大先生黑红的脸膛，中等身材，见了谁都笑着低声说话，本来就弯了的腰一见了人就会象煮熟了的海虾一样显得更弯。要说大先生的故事还得听我慢慢讲来。稍稍上一点儿岁数的人都知道大先生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伪警，人称“伙会儿”。那时，统治滦州全县的只有一个叫小林的日本人，其余的都是那些汉奸伙会儿包括大先生。因为北官村距县城只有二十五华里，又北临滦河，向东一直到滦河入海口皆为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树林，常有八路军游击队在这一带出没，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敌我拉锯的交叉点，常常是敌人来了，八路军走，敌人走了八路军又来。

每隔一段时间，那日本鬼子就会带着一群伙会儿下乡扫荡。为了给自己壮胆，出城前，总是先朝天空“呯、叭呴儿——叭呴儿——”放上几枪，然后自行车队、马队、摩托车队才相继出动。听见枪响，乡亲们就马上乱纷纷的出村向大沙岗以东树高林密的地带跑去，这就是上了年岁的人们常说的“跑敌情儿”。而敌人在几次遭受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之后，再也不敢擅自穿过树林向东追击。他们惧怕再次中了埋伏。

大先生就在这支队伍里。每次下来，他总是头戴黑色礼帽，穿着对襟儿马褂，肩上斜斜的挎着匣子枪，骑着高头大马率先冲来。可平心而论，他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乡里的事儿。他冲在最前面，是为了给还没来得及撤走的乡亲打掩护，好让他们及早进入安全地带。也正是因为大先生的原因，这村儿从来也没有人被抓，而且，因为他的“情报”，使一支八路军游击队免遭“灭顶之灾”。

这已是夏末秋初的一天了，天空灰蒙蒙的，象一个没有睡醒的醉汉。暑热还未完全退尽。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午后乡村的寂静，接着，枪炮声爆豆似的在村西响起来。不一会儿，枪炮声渐渐向村内的制高点——大院方向移来。

“噔噔噔……”大院里，是八路军跑动的声音，接着，几位年轻的战士顺着梯子上到房顶，迅速地架好机关枪，“哒哒哒……”枪声不分点儿的爆响着，一串串的火舌从渐渐发红的枪口激射而出。

“嘟嘟嘟……”敌人的火力也很猛，子弹如飞蝗般在屋顶上乱飞，屋顶上的女儿墙上不时的升腾起团团烟雾。烟雾散去，就见一排枪眼儿整齐地排布在了砖石上，西面大院墙的中央部位，镶嵌着一个石雕的松鹤图，也被密集的弹雨打得千疮百孔，那松那鹤不是没了枝干就是掉了脑袋。

有位战士的肩部受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整个臂膀。他身边的战友赶紧为他包扎好伤口，小心的扶他下到了地面。

又过了一会儿，密集的枪声又在村外的旷野响起。终于，日伪军丢下三十多具尸体，仓皇地逃走了。就是这场发生在大院和它以北场院的枪战，因为日伪军乱扔手榴弹引起火灾，致使场院几十间场房、粮草付之一炬，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才灭。

往事如烟。这些真实的故事直到大先生晚年人们才从他平淡地叙述中知道，当年是他冒着被日本人发觉、枪毙的风险，先一步快马跑到村里向八路军报了信儿，使这个连队有了准备，最终打败了敌人。而这支八路军部队政委，就是滦州当地第一位上过黄埔军校，回到家乡领导滦州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田修田政委。这一次的幸免于难似乎也是天意。田政委是在敌人进村十分钟之前得到的由大先生提供的情报，才有了还手和突围的机会。也因为这场在他看来在滦州境内与敌人最大规模的一次遭遇战没有伤及他的“元气”，成就了他日后的发展。包括田政委后来成为冀东军区司令员，成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将领，包括率领冀动抗日大暴动的十万抗日大军进军关外，接收由苏联红军转交的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队的枪支弹药等等极富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也都成为滦州乃至冀东人民的骄傲。特别是在滦州地界，提起这位田将军，上至老人下到十来岁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

这些，大先生不愿多提，特别是在文化革命受审查遭迫害期间，他也从未提到过。

毕竟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大先生当汉奸也毕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因为这层关系，使得他的三个儿子大生、二生、三生和女儿小鱼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儿子二儿子一生未娶，而且大儿子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当时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就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原因不能上大学深造，回到家里整日郁郁寡欢。宋锡与大生很要好，他同情大生因为家庭出身而招致的不幸，也佩服他的头脑清楚有学问，就常常去他的小房间闲谈。大生似乎啥都懂，对于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和以后的连续几年的经济困难和形势，对于包产到户和农村问题、对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的理解以及紧张的国际形式，中苏关系的破裂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他向宋锡说出了一个他从远处的朋友那儿听来的令人无法想象的事件：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新僵边境线上的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七万多边民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冲过哨卡，投奔苏联，成为苏联公民，有两个县跑得只剩几百人，造成数万人伤亡。这被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知道这事儿并且传播出去，那罪可就大了，不给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叛徒算是轻的，起码也要带高帽子游街示众，批倒斗臭了事。但宋锡从来不忍心伤害大生，反而愿意跟像他这样的“另类”来往，听他说些他们这些人理解的国家大事和百姓疾苦，所以宋锡在他的小屋常常一呆就是小半天。

大生的小屋是两间西厢房，进入房门是一个较小的灶间，向右拐是一小门，掀开门帘，见里面靠墙是一个小炕和一套简单的被褥，而在屋里里侧是两只并排的沙发和一张茶几，一套茶具。大生就住在这个大院的角落落个清闲安静。那时大来尚未懂事，往往是妈妈把饭做熟了，就叫大来去大生家找爸爸。可是常常是到了大生家，爸爸也不马上跟大来走，而是像有一根扯不断的线儿穿着，总是和大生说个没完，稳稳的坐着边说话儿边喝水。大来听不懂他们在说些啥，但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前途哇命运哪啥的大事儿、正经事儿，所以往往是安静下来，站着或坐在一旁听着，大眼睛眨巴眨巴的胡乱想事儿，直到啥时候爸爸说：“大来，走咧！”他才和大生打声招呼，随爸爸一同离去。后来，大来才懂得了爸爸和大生要好的原因。爸爸没有因为大生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而小看大生，他交的是大生这个人。而大生也庆幸自己能有一个知己诉说自己的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借以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

大生也有过一次恋爱。是村东德仁家的闺女柳儿。柳儿自小和大生一块儿长大可谓青梅竹马，可是长大以后却相互疏远了，原因是因为大生的家庭成份使柳儿不敢流露出对大生的好感，更不用说亲近。到了要嫁人的年龄，有媒人来她家说亲，说是大生。柳儿一听高兴了，给媒人又让座又倒水儿的，问她愿不愿意，她脸儿红红的微微一点头，然后就嘻嘻地笑着跑出去了。德仁两口儿看闺女那样儿也不便立马儿说不愿意，就点头应允了。可是过了些日子德仁对老伴儿说：“嗨，其实我也看好大生的人品才学呀，可惜大生的爸爸是反革命啊！这将来过上了日子能得好吗？”

“可不是咋地！”德仁老伴附和着。

“我看这样吧：咱不说柳儿不愿意，咱可着劲儿的要彩礼，他要是给不起这事儿就算拉倒！”

“中，还是老头子有‘道眼’哪！”老夫妻俩一拍即合，向大生提出了要四铺四盖的新被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嫁妆，大生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柳儿的爸妈在有意刁难，只是没有明说不干。于是他向媒人苦笑着打退了这门亲。不久，柳儿爸妈为柳儿找了家“根红苗壮”的人家把她给嫁了。他们也看小伙子的人品，但主要的是家庭出身。而女儿选择对象有没有爱情他们是不会考虑的，本来当时的农村就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柳儿出嫁后，老两口也搬出了北官村投亲去了。因诸事伤怀，大生郁郁寡欢没能熬到三十岁就愤然离开了人世。在他离世的那段时间里，大来也哭过几回鼻子，大生虽是爸爸的朋友，可是大来与他太熟了！几乎每天晚上，大来都会去他家一会儿，看他略显白净的长方脸儿，一双深沉的眼睛，还有似懂非懂的与爸爸的谈话内容。有时大来想，能跟爸爸成为知己的人一定不会错。而爸爸则是无端的常常叹息，这份因失去最好的朋友而生发出的悲哀，大来常常都能感觉得到，只是他无法劝说罢了。

大先生的二儿子二生或在生产队干活或去海边出外勤，干得是最苦最累的那种活儿，人也老实，可就是没人给说个媳妇儿。只有三儿子脑筋活分，托远房亲戚去了东北林区打工。小伙子长得好又能干，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过了三五年，就把媳妇和孩子带回了老家。大先生的女儿小鱼儿倒是生得细皮嫩肉的，长得好，性格也温柔。她比大来大五岁，大来叫她鱼姐。大来小的时候，闲着没事儿，鱼姐就会来和他玩儿。她也老是笑，露出桃腮边两个浅浅的酒窝。大来从来没见她生过气。据说鱼姐的脾气像她的妈妈。鱼姐妈妈原是城里的大家小姐，是大先生看上了她，就常去人家家里坐，有时给人家爹妈买点儿啥东西带去，很会来事儿的。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这么多年生儿育女的，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动乱，大先生的家里是稳定的，她也从来不埋怨自己的丈夫，真是一个好女人哪！可惜在几年前就得病死了。从那儿以后大先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儿子们成亲的或者没成亲的都盖了房搬出去住了，鱼姐也住在了三哥家的西厢房，只留下大先生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大院前边东面的两间小屋，大家也很少来看他。

没有人瞧得起他，包括他的儿女。甚至往往将自己不幸的命运都怪在他的身上，多少年了也不愿和他住在一起。

转眼宋风清和刘才老俩口两家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在大院分的这些房子已经不够住了。于是也都先后把房子盖出去了。这样以来，大院人家就逐渐的剩下四大户：前排只剩下宋风清，中排是宋铜和宋锡两家，最后排是芦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