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北官村人民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正当国民经济着手恢复，人民生活刚刚出现好的势头儿之际，一场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先是持续四年之久的“四清”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广大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到了大来降生后的第三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全国城乡几乎每一条街道的墙壁上都被造反派贴上了大字报。满眼都是“造反有理”“打倒xxx”、 “狠批xxx”“揪出xxx”，等等“革命”的口号，一些老革命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受到非人的迫害，一批文学名著被说成“毒草”被视为禁书或付之一炬，那些宋元明清的古书碑帖字画也在清查之列。在宋家保存了几代人的这些文物包括铜镜全部被“红卫兵”抢走了。二爷在外面受了造反派的气，回到家里仍是忿忿不平。他对宋锡说：“别看现在他们把咱家的珍藏抢走咧，他们这都是胡闹！是无法无天！等有朝一日国家对文物重视咧，咱们一定要向人民政府申明，让政府帮助咱们找回国宝！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

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造反派派系横生，最后逐渐形成了“红联”“红总”两大阵营，矛盾逐渐升级，最终导致火并。一次，竟在改名为“红卫中学”的滦州中学的房顶架起机关枪相互扫射，双方死伤无数。小小的北官村也未能幸免，竟也分裂成两派。其实两派当中的人们谁也没有个人的明确目的和主张，只是随波逐流，盲目而行。两派都企图表明自己是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于是各自从《毛主席语录》里找根据，进行辩论，企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另一边是错误的。事后才知道大家都是受害者。北官村虽然没有出现过打、砸、抢，但人们原有的亲密关系出现裂痕，有地干部受冲击，一些人受委屈。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啥，当时连中央一些老首长、老革命都很不理解，不过，上行下效，北官村自然也跟着瞎折腾了一番。

文革初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上边曾有两次向村里派驻工作队，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结果又是更多的人受害，干部靠边站，所谓四类分子遭批判扫大街，有的受“自首”牵连。这样一来，北官村的人际关系不再是团结和睦而是疏远和对立。比如一九四八年曾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带兵进入滦州，各村保长以上地干部都被登记了名单，有的被迫受训导，结果都背上了自首的包袱。这些受牵连的人当中竟然包括原任北官村支部书记的老艾。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撺掇宋锡打倒老艾，抓他的那段受训历史和如今加工厂的贪污。宋锡知道老艾是彻底的革命者，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荣军，他的两条腿里至今还残留着三四块炮弹弹片，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他经营村里的米面加工厂就更不用说了！日清月结，帐目清楚，两袖清风。

“这种人咋会是阶级敌人呢？”宋锡想不通！自己地出身是贫农，就可以“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可自己的亲大伯宋振福家被定为富农，六叔宋振明一家被定为地主，后代子孙的命运就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上学受阻，有的婚姻不顺，结婚过晚。再说了，就算没有亲缘关系，大家都在一个院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一些陈年旧账，互相针锋相对地整啥呀，有必要非得这样儿吗？！

所幸的是，和宋锡一样，北官村绝大多数的人们心灵并没有完全扭曲，仍然敢讲真话实话。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忆苦思甜大会，事先对一扛过活的老农民搞了培训，告诉他怎样怎样讲阶级苦，怎样怎样说受压迫。可是，这位老农民上台后，阶级苦就是讲不出来。反倒说：“讲啥阶级苦哇受压迫呀！要我说还是那时候好，东家一年给十几石（音dan）苞米的工价儿，一天三顿秫米伶俐粥，顿顿煲咸鱼，打头的还有酒喝。现在可倒好，啥也吃不着咧！”。很严肃的会场一下子被搞得哄堂大笑，主持会场的人气得脸色铁青却也束手无策。

“西边的，是我们的阶级敌人……西边的，站起来，坐下！”讲话的，正是大院最北排东边的瘦长脸儿，罗圈腿老艾书记。可是，没有人笑他。这个村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的光荣历史，而且，他现在仍然是北官村的党支部书记，不能违抗上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此时，大队部的大院里坐满了人，是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会场上，泾渭分明地坐着两部分人，东面黑压压的一片，是贫下中农，西边战战兢兢、面色土灰的十几个人，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动不动就被批斗，天天扫大街。运动的荒谬和长期性使得人们对批斗和强迫劳动早已司空见惯而不再有任何的兴趣。挨批的被罚劳动的也没有了羞辱感。而现在，老艾书记的脸拉得更长了。他和另外的三个村班子成员威风凛凛地坐在前面横摆的一排学生桌前。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夸张的手势都不时地引起人们善意的笑声，而他那没等“西边的阶级敌人”站直身子就马上叫坐下的痛快劲儿，更是让人忍不住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