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海选实施办法基本上贯彻到了百姓心里，因人们对《办法》的理解不一样，各村镇各家庭引起了好一阵的狂热和骚动，很多人进入了疯狂地步，疯狂地想象，想象电影里演的那样，一朝解放，拨云见日，疯狂地喧嚣，宣泄对村干部的不满，恨不得打翻在地，扬眉吐气，疯狂地串联，串联家族血缘的亲属，准备着一人得道，大家沾光。

开天辟地头一回，这是农民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里先期组织了各镇骨干专员进行了法律培训，并拟定组织了多个法律宣讲团，各镇各村轮流讲座，让农民听得清楚，理解得明白。宣讲团到余家庄的时候，本来该镇政府通知由余文明组织党员群众集中开会的，但哪能等到文明行动，余小娟、余贵、余超、余越早已分头动手，挨家挨户通知到人家的炕头，待文明安排会计广播，大家心里忍不住发笑：“都成了马后炮了，还广播啥啊？”

余达训斥文明：“身为村里的支部书记，天天赖在烟台，你怎么不死在烟台！”

文明不服气：“村里，村里，就知道村里，你看看村里还剩几个猴人？除了会吃会用才知道他们是大活人，能创造什么财富？现在我烟台那边也有村里的一百多人，一年创造多少产值，你知道啊？”余达被顶了触儿，心里失落，这话里话外别也是嫌我老吧？骂道：“你是村干部，泡在烟台算怎么回事，听说还买了房子，怎么，烟台缺你去当市长啊？”

数落一会儿，史桂芬使眼神，余达止住了声。

终归是自己的儿子，多年来吃喝用的，文明都是及时按需供应，还有什么好说的。

余达换一个口吻说道：“你可也该注意点儿了，只顾在外边发财，把人家会计一人扔在家里，别被小娟弄了去……”他已经看出，会计跟小娟走得越来越近。

文明不屑，呲一下鼻子说道：“去就去啊，……反正我为他儿子在烟台准备了房子，小娟对他再好，就算让他进了莱阳城，也不过是个五线谱儿级别的莱阳县，这我可管不了，呵呵。”

文明说得轻轻松松，余达反而吃惊：“房子都准备了，为啥不说一声啊，你不是想耍人家吧？”

“那有什么，看看他这次怎么站队啦。”文明仍是笑，一脸的轻松。

宣讲团进村，人们翘首以盼，已经多年没有上级下来组织开会了。

但当看到面包车驶进办公室大院，车上陆陆续续下来的几个人，整个余家庄的人还是都惊呆了。

“原来是他们啊……”

为首的是老县委副书记郝君茹，依次是杨文昌、葛春霞、以及几个年轻工作人员……

这些老人儿，已退休多年，当年政治理论水平高，历经了建国后各个变革阶段，现在虽都不在位，正好遇上法律上界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说白了就是民间组织，所以这次都被请了出来，由他们这些老人儿解释法律、解释政策，错而不错，偏而不偏。

此时的余家庄，人口主要分四拨外流，文明带一帮烟台的、小娟带一帮莱阳的、个人自主外出打工谋生的、多年来高考迁出的，细算下来，今天能够来开会的成年人，满打满算也就是一百多人，还不抵刚解放时的人数。

余家庄的这些老人儿，对于郝书记，大多都是认得的，见老人家满头银丝，身体消瘦，颤颤巍巍走上前来，心里都禁不住激动地念叨：“郝书记……是郝书记……郝书记怎么老了？……”

虽然，当中有不少的人已经和郝书记差不多年纪，但大家仍是仰视着，迎上前去。

“郝……郝书记啊？您来了……郝书记，您又来余家庄了……”有人眼圈发红，眨巴出泪来。

“郝书记啊，……见到您……我们真是……好像见到了毛主席……”有人把脸埋进郝书记的双手里。

郝书记眼圈红红的，不住地点头，开始时脸还是微笑的，但架不住乡亲们的激动和真情，一会儿便心里发酸，眼含着泪水了。

杆子叔比前几年倒还硬朗了，走上去拉住郝书记的双手，颤抖着：“郝……书记啊，看看，还认得我不？”

“嚯——，你杆子，剥皮认得你骨头，怎么……还没有死呀？”郝书记笑着骂杆子叔，一笑，眼泪流出来，忙着去擦。杆子叔道：“看把您激动的，……我哪能死呀，但等着到时候给您老三鞠躬呢……”

“丧门星，又丧门星不是？一辈子的丧门星啊你！”郝书记点着杆子叔的脑门儿。

杨文昌和葛春霞上来，和大家一一见面，都是熟人，亲切热络。

杆子叔与杨文昌葛春霞眼神相遇，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嫉恨，相互对视，微笑一下，杆子叔小声问葛春霞一句：“闺女那边……挺好的？”葛春霞微笑着“嗯”一声。他们说的话被杨文昌听见，杨文昌上前对着杆子叔的耳朵，悄悄说：“咱们……都是快死的人啦，不也瞒你了，孩子不是你的！”杆子叔一怔，杨文昌道：“……你不能生孩子，一辈子自己不知道啊？老傻帽！”

杆子叔脸微微红一下，略一停顿，又凑上去，对着杨文昌耳朵：“放你娘的屁，我的孩子们，……一个能抵你们十个，在省城呢，你那破烂的种子，行吗？”说完笑着挪步子走开。

余达也单独和老干部们一一见过，郝书记问：“展松是哪一年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不知道？”余达说：“我师父啊，走好几年啦，活七十来岁，也行啊。”郝书记叹一口气：“唉，行不行的，也都这么地了。那可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干部那……”感叹一番。

余贵也上前挨个见面，但脸色明显地难看，说不上一两句话，就捂住肋部。杨文昌问：“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

余贵点点头：“嗯，疼得慌，像是岔气，可就是不见好转。”

其实，余贵肋部的疼痛，已有很多时日。自从上次带着头儿去市委上访，被郝平给“冲”了，慌里慌张地逃回家里，心中“砰砰”乱跳，一宿没有睡踏实，回想起一生的起起落落，到末了还赚得老来丧子，差点断子绝孙，一口闷气难得出来。这会儿又是丢人现眼，……难道注定要带着屈辱走进坟墓？干瞪着眼睛，发愁到天亮，第二天就感到肋部疼痛，以为的忙乱中岔了气，也没有理会，不想这里天愈发厉害起来。

杨文昌首先作了宣讲发言，他是从省城作协退休后，依从了葛春霞才回莱阳养老的。一辈子走遍了半岛的土地，看遍了形形色色的风土人情，亲历了荣辱兴衰的时代变迁，作品虽然不多，也不出色，但因挂着干部的行政级别，看事论事当然就把自我抬高一些，以示与众不同的身价和见地。

杨文昌的宣讲发言，与其说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宣讲，倒不如说是他个人的自我炫耀。

先是讲了他个人如何少年励志，崇尚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并为建设一个新社会奔走呼号，毕业后毅然与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再讲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建设新国家新政权、巩固新国家新政权建言献策。讲到在余家庄蹲牛棚改造的那一阶段，说那正是民主政治遭到最无情的践踏的时期，他个人在逆境之中，仍然不忘民主政治，忧国忧民，多次上书，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反映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应该怎样建设等等，最后，杨文昌感慨：“海选村民自治委会，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是我们几代人做了无数的牺牲换来的进步，从今往后，我们农民的事情由农民自己说了算，不受任何干扰，不惧任何强权，我们必将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杨文昌可能年岁大了的原因，咳嗽一阵，被葛春霞提前搀扶，站起，他依依不舍地离开讲桌，好像是言犹未尽的样子。

“请郝书记讲，……郝书记讲话，大伙爱听……”台下有人提议。

杨文昌向台下开一眼，不舒服，心说我堂堂文人，讲得哪儿不好听啦，就是比不了你们的郝书记？

郝书记毕竟也是年老，讲话的语速远不是当年，声音也有些沙哑，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听去，好不逊色当年的每一场讲演，只是思维更加成熟、老练。

郝书记先回顾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在民主革命中的探索和牺牲，讲了在几次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得与失，讲了党的领导在人民实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但她讲话的基调恰恰与杨文昌相反，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表露出明显的抵触情绪。

郝书记说：“本来，年事已高，我是不愿意进什么宣讲团的，既然来了，大家非要我讲讲，那就说说我个人的认识，说错了，可以骂我几句，不碍事的。”

“一条法律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什么宣传和宣讲，不是早就提出了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这会儿不经实践，就出现了真理了？”台下鸦雀无声，带队的领导看着郝书记的脸，显出惊愕，杨文昌也疑惑地看着郝书记。

“我说过，讲错了大家可以骂我，不要作数。”郝书记呷一口水。

“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结合我们的基本国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时候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走弯路，就要遭受流血的教训，这是经实践检验过的。远的不说，就半岛这地儿，土改复查就是一例，那时不是高度的农民自治吗？党组织名存实亡，结果怎么样，死了多少人？那还不够教训吗？再后来，正是极力提倡削弱党的领导这批人，又被高度自治的人民群众泛泛地狠狠地批了一通，后来就天天喊冤叫屈，贴上了‘遭迫害’的标签，这标签成了他们的光荣，不是滑稽嘛！实践已经证明，极端民主化，是要吃大亏的，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

有人上前给郝书记倒水，耳语几句，可能是提醒她休息，郝书记摇头，没有理会，继续讲话。

“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基因，根植入我们的血液，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说白了就是君主文化和奴隶文化，五千年的奴隶一旦翻身，会创造什么样的民主，是显而易见的，能够摆脱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吗？强烈的参政欲望和狭隘的参政动机，自私的参政目的和拙劣甚至卑鄙的参政手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是有过血的教训了吗？”

“我不知道主张制定这部法律的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或是什么样的高位，或是屈服于什么国外势力对我们人权的压力，但就效果而言，这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中国的农民，已经被这样的不负责任无情地抛弃了多次，远的不说，分田单干，是不是这种性质？哦……，把农民搞穷了，遇到困难了，说一句话就分掉了，各干各的去吧！这是傻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还称得上是改革是智慧？中国五千年都是单干走过来的，单干不是新发明，怎么到这儿就成了改革和智慧啦？……我做过调查，现在莱阳的形势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庄现在都是债务村庄，不是小数目的债务，动则几十万几百万，不是良性债务，全是死账坏账，这就是改革的成果，很硕大的一颗果子啊，所以问题就来了，没有人去查找原因，没有人去追查责任，却又想出了新办法，让农民自治去吧！搞好搞孬农民自己担着去吧，千万别赖上政府！还搞出一个法律字眼，上到法律的层面，伪命题嘛！”

“社会变革，每次都是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改革的需要，农民又无数次被无情地抛弃。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但凡是我们的改革，都要把农村农民推到最前沿，按说该受益才对，但我们的农民被无数次改来改去，怎么仍是国内最贫穷最弱势的群体？是农民的脖颈被人祭了刀？还是把农村当成了实验场？这个实验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这不正是中国农民的悲剧吗，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谁敢说这不是国家的悲剧？”

“这部法律，也许会得到农民暂时的表象的欢心，狭隘的自私的欢心而已，就像是分田单干一样。但，往深层次里看，除去转嫁了各级基层党组织的债务责任之外，对农业农村农民不会有任何的实质意义，转嫁了，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做法，把村级党组织放到了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势必形成新的混乱。农村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懂的是，在这样债台高筑的毫无经济基础的背景下，这个小社会会建设出一个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全是异想天开的小儿科把戏，这是对人民负责吗？时间可以证明。”

郝书记讲得多多，可能是很久没有抒发的缘故，也可能是心中压抑了很多的激愤，一吐为快。

在场的人再也没有阻拦她，偌大年纪，为党工作了一辈子，见到了当年鱼水之情的农民兄弟，都是老面孔老感情老思想，感觉就是上了当年的土炕头，发几句牢骚，没人多去当真。

但她的讲话，确实不是在宣讲《办法》，而是真实地对《办法》的无情抨击。

郝书记还要说话：“我呀，跟老杨的观点不一样，历来不一样，年轻时候……”她微笑着向旁边的杨文昌看一眼，顿时楞住了，喊一声：“老……老杨？……”

杨文昌瘫坐在不远两米处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像是熟睡，没有反应。

人们只顾得张着嘴巴听郝书记讲演，心无旁鹫，此时才注意到，老杨的毫无反应，像是死人一般。

葛春霞急了，站起来上前去查看，吃了一惊：“啊……他过去了！……”现场一阵忙乱。

“心衰病，医生早就告诫他，随时随地都可能……”葛春霞捂住脸。

会场散了，大多是老人儿，很多的人不愿意走，上来看看老杨。

郝书记内疚，问带队的干部：“我，我……没刺激他吧？”

“没有，就是……太长了些，年轻人都吃不消，何况他……”

杨文昌去世了。

生前半小时为余家庄做了最后一次报告。

诗云：苦难塑就人生路，坎坷承载廿千途。风雨前行难舍中，倏尔炼就傲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