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浙东•三北）

1945年9月23日一早，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这是秋日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清新，万里无云，早起的鸟儿们在玉兰树枝上跳跃、欢叫，如果不是神色凝重、步履匆匆的司政后人员的脚步声和从院子一角的电报室传来的带着焦虑的“嘀、嘀”声打破了这早晨的宁静，这里简直就是小城之中一处难得的闲适之地了。

不错，这里原本就是一处闲适之地，从唐长庆二年到今天的1000余年间，这幢古老建筑的所在地——丰惠镇，一直就是县治的所在地。这里文化发达，名人辈出；街巷通达，屋舍俨然。镇上除了有县署、学宫——孔庙等一批高大雄伟的公用古建筑外，还有建于明代的状元台门，建于明、清两代的三座进士台门，建于清代的观察第、都宪第、登科台门、敕五堂等许多私人宅第及建筑。整个县城小桥流水、城墙环抱、恬静优雅，精致闲适。

然而，1940年4月28日，日寇的两架飞机，像两只从天而降的怪兽，刺破了这千年小城的宁静，他们在县城的南街、学宫、新街口等地投下了大量炸弹，致使29家商店、44间房屋被炸毁，死伤居民80多人。1941年5月21日，盘踞在余姚的日伪军300余人，沿甬百铁路窜扰横塘、五夫、驿亭等地后，又分水陆两路侵犯百官。23日晚，日寇进犯丰惠，虽有我地方武装进行阻击，丰惠还是在24日晨首次陷落。26日，经浙保五团奋力反击，日军退出丰惠。这年的10月10日，日寇再次进犯丰惠，丰惠再次陷落。

在三番五次地遭日机轰炸和枪炮的毁坏后，这座原本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城到抗战结束时已是满目疮痍，尤其是南街一带，房屋尽毁，一片破败萧瑟。

谭启龙现在办公的钱家大院，因为地处城北较为偏僻处，在日军的屡次进犯中总算幸免被毁。在1944年2月至8月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和何克希司令员等战友都在这里生活、办公和指挥战斗。虽然他们来这处临时办公地的时间并不长，但就像他们在梁弄、在四明山一样，他们早已与当地的百姓、与脚下的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了。而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坦率地说，在收到北撤电报的一瞬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电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明确而清晰地告诉他：这是真的，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来的急电。何克希司令员在见到这份电报时的情景与他一个样，他翻来覆去读着这份电报稿，两人几乎都不说话，就这样沉默着，但心中却像排山倒海一样地翻腾着。

谭启龙后来在一篇《惜别四明》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当我把周围的情况、当前的局势细细想过以后，我醒悟起来。但是，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又像黄河决口似的奔腾起来。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坚持四明山斗争的艰难岁月，突破姚江，转战三北……一桩桩难忘的往事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四年前的一切，想起了曾经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现在已经倒下的战友何克希司令员看了那份电报，和我一样，从读完电报的第一分钟起便担负了感情重担，他说话少了，我们两个坐在一间小屋子里默默地看着那份电报。我们不是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应该承认，七天内北撤是会有很大困难的，要准备那么多的船，要组织一支庞大的水上部队。我们更明白，在撤退的道路上，敌人已布满了障碍。但是这一切对我们革命战士、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又算得了什么！深信我们的战士们会战胜任何困难，深信我们的战士到了紧要关头，当革命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带着这样的部队，指挥员还愁什么呢？而我们现在痛苦的是：我们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血灌溉过的土地，离开数百万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

谭启龙是1942年6月间来浙东主持工作的。

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作了新的战略部署，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同年的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又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中央这么重视浙东，自有其战略考虑：浙东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东濒东海，南迄金华、义乌、东阳至宁波公路，西跨浙赣铁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具体的地点包括三北，即余姚、慈溪、镇海的北边，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基本地区及三东，即鄆县、奉化、镇海三县的东部和定海县等地区。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有宁绍平原、金衢盆地、诸暨盆地、新峡盆地、浦江盆地等，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又是蒋介石的老家，故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浙东是一块有着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光荣传统的地方：1840年6月鸦片战争后定海人民抗击英军的斗争、1885年3月中法战争时的镇海保卫战、1907年以徐锡麟和鉴湖女侠秋瑾为骨干的浙皖起义、1911年11月4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的杭州举义、1924年7月庵东万余盐民为反对盐务当局设立“公仓，举行的大罢工以及1928年5月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同年8月在中共浙西特委领导下的兰溪暴动、1930年1月定海六横岛万余农民和渔民举行的抗苛捐杂税的暴动、1930年4月22日、26日由浙江省委书记卓兰方组织的西乡暴动和东乡暴动等，无不说明浙东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功勋卓著。

基于此，在浙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可谓十分有利，且势在必行。

1941年5月16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曾致电新四军6师师长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称：“诸暨、绍兴、余姚、宁波已沦陷，该地群众基础好，你们应抽派军政干部去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游击战。”

谭震林在收到电报后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谭启龙。

谭震林和谭启龙可以说是老相识，两人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就共事过，后来在皖南打游击时又是上下级关系，并肩作战过，是新四军中有名的大谭和小谭。但谭启龙此时正在上海治病，前一年10月，时任皖南特委书记的谭启龙因身患严重肺病，经组织批准，去上海治病。谭启龙到上海后，依靠妻子严永洁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一面求医，一面化名何克明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不久，党在上海建立了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由谭启龙负责，他的身份是华中局驻上海四省联络员，任务是打通华中局与这四个省的党组织关系，传达党的指示。

1941年5月，梅雨季节中的上海时冷时热，阴雨绵绵。这天谭启龙没有外出，他正在法租界葛露希路（今延庆路）阅读文件。突然秘密交通员送来了一份由江苏省委转来的华中局急电，命令他立即到苏南无锡附近寻找谭震林、接受新任务。谭启龙拿着电报，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接受什么任务呢？皖南事变后，日寇为控制东南沿海，已在浙江东部发动了宁绍战役，仅仅半个月时间，日军就连克绍兴、宁波、慈溪、余姚等城，占领了杭甬线两侧和杭州湾以南地区，而国民党军队则闻风丧胆、节节败退，这次去华中局接受的任务，莫非与此有关？电报上写着“立即”两字，说明情况紧急，谭启龙便立即登上了去无锡的列车。

—路还算顺利，但谭震林在哪里，谭启龙却并不知道。谭震林时任江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6师师长，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澄锡虞等地区，但因为战事需要，他的指挥部常常飘忽不定。谭启龙先到严永洁的老家，经过多方打听，方探知谭震林的司令部在离严永洁家四里远的寨门。谭启龙当即赶去，两谭相见，分外高兴。谭震林拉着谭启龙的手说：“小谭啊，你来得正好，如果再晚几天，你就见不着我了。现在形势很紧，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尚未过去，日寇在苏南的‘清乡’又即将开始，6师主力很有可能要离开苏南去苏北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要在浙东的沪杭甬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现在浙东已沦为敌后，出现很大的空隙，故有单独成立战略区的必要。”

谭启龙兴奋地说：“这是党中央和华中局的英明决策啊。”

谭震林突然问：“哎，小谭，你的肺病现在怎么样？还吐血吗？”

谭启龙笑着说：“不吐了，谭书记，我得的不是肺病，是气管炎，现在已完全康复了。”

谭震林一听便拍了一下手，笑着说：“好，这就好。你可能已猜到华中局这次要交给你的任务了？”

谭启龙说：“组织上是要叫我去浙东？”

“对，”谭震林在谭启龙的对面坐下说：“小谭，现在浙东的形势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党浦东工委派出的一支先遣队，已到浙东了，人不多，总共50多个人，由5支队1个班和从伪13师丁锡山部50团3营9连拉出来的1个排组成，由姜文光和朱人侠领导。现已取得了‘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称号。以后浦东会有更多的抗日武装到浙东。”

“这太好了，”谭启龙兴奋地说：“这可是我们扎根浙东的种子啊。”

谭震林说：“现在日寇已打通了宁波至杭州一线，杭甬路以北已经是沦陷区。但侦察报告说，现在三北地区还比较空虚。”

谭启龙说：“这对我们乘机渗入，倒是个有利时机。”

谭震林说：“对，我把浦东党组织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浦东有个工委，书记是金子明，属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领导，姜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你去了后，这些党组织关系和接头地点等全部移交给你。任务有两个：一是以浦东为跳板，向南发展扩大武装，开辟浙东根据地；二是日伪军在浦东“清乡”时，浦东武装可以向南转移，有较大的发展余地，以保存和壮大力量。”

“我明白了，”谭启龙在领受任务后，站起来对谭震林说：“请华中局和军部首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谭震林紧握着谭启龙的手，脸色凝重地说：“你们此去，困难很多，环境也很复杂、险恶，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谭启龙说：“我知道！”

谭震林说：“你走以后，我们也很快要离开这里，今后，你可直接通过上海党组织与华中局和苏中的粟裕同志联系”

“好，”谭启龙说毕，就向谭震林告辞。当天他们就返回上海，并迅即与路南特委的顾德欢接上关系，在顾德欢的安排下，谭启龙又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园内，分别与连柏生、吕炳奎、朱人俊三位同志见了面。

就当谭启龙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做着前往浙东的准备工作时，华中局又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专门谈到了在浙东开辟根据地的事，他说：“……第二个战略方针是宁波、诸暨，这块地区敌人有驻意，谭启龙去后，应马上派人去发展那个地方——不一定走新四军，但必须独立，能自己解决经费宿食问题，即使搞到五六百人，也有极大战略意义。平阳如失陷，刘英也应该起来抗日。”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中央和华中局做着开辟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周密部署时，1942年2月8日晚，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城内省委联络点恒丰盐店门外被捕，不久，就被杀害在永康方岩的马头山下，这就是有名的“温州事件”。此事发生以后，中央和华中局就加快了派遣干部去浙东的步伐。

3月15日，华中局致电谭启龙，告知要建立浙东区党委，以谭启龙为书记。4月，谭启龙向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和三北部队负责人之一王仲良分别传达了华中局的指示。5月27日，谭启龙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苏浙地区一般情况和开展该地区工作意见》的报告。同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游击战争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采取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5月31日，陈毅、曾山致电粟裕：“请速与启龙商讨向浙东发展的具体步骤。”并电令谭启龙“应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6月3日，陈毅、曾山、赖传珠又致电粟裕、陈丕显并谭启龙，决定“由启龙、张文碧、刘亨云组成浙东行动委员会，以谭任书记，并可酌量吸收浙东方面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参加。”6月7日，陈毅、曾山再次致电粟裕转谭启龙，要他同已抽调的干部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的口号，广泛开展敌后统战工作，采取各种各样名称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群众，达到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6月10日，饶漱石、谭震林亦致电粟裕并谭启龙、何克希：余姚地区武装目前应迅速向四明山区域发展，求得建立一个宽广的游击根据地，并向敌新占领和空隙地带积极发展。但在局势尚未最后确定与我阵地尚未巩固之前，为了求得顺利发展与便利及积累力量起见，我余姚部队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为着使余姚地区斗争迅速加强起见，我们提议何克希、谭启龙有即刻迅速赴余姚之必要……

三天后，陈毅又致电粟裕并告谭启龙：“一、启龙、张文碧、刘亨云速动身赴浙东，迟恐受扫荡影响。一师应先抽调一部中下级干部随启龙前往。二、一师到浙东交通应建立好，以便继续输送干部去。”两份电报中，有四处提到“迅速”“即刻”，可见当时情形之紧迫。未几，华中局又发电令，称：各属党的负责同志：一、华中局“七一”发表对浙江游击区决定，特责成启龙同志代表华中局向浙江各属党组织传达；二、特派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部长，负责浙江敌后党的武装；三、责成谭启龙与浙江各属党的组织发生联系，协同工作；四、浙江各属特委工作即与谭、何发生联系——不必派人直来苏北，以免往复；五、望启龙电台直接与军部联络。

如此密集的电令，电令中又出现如此多“立即”“迅速”的字眼，可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首长的心情之迫切和焦虑。而接到电令后心情同样迫切和焦虑的谭启龙就在这时候，具体地说是1942年6月的下旬，悄悄地来到了浙东。行前，谭启龙先在上海主持召集路南特委在沪的成员顾德欢、姜杰、金子明等人开会，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并决定暂由姜杰留沪，以浙东区党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淞沪地区工作，顾德欢、金子明调浙东工作。

会后，谭启龙便在张大鹏的陪同下，抵达南汇县的大团镇，然后与已在海边等候的连柏生、张席珍等人会合。数天后，谭启龙与连柏生、张席珍等率领的5支队1大队100多人的队伍，从南汇的海边登上木帆船，经过一夜的航行，渡过杭州湾，天亮时在古窑浦登陆，当地党组织已派人在海边接应，谭启龙一行登陆后即与吕炳奎、林达等会合。

谭启龙一见吕炳奎，便急切地问：“同志们都好吧。”

吕炳奎说：“都好，大家早就盼望您来了。”

谭启龙说：“我也盼望早日与同志们见面啊。”

当下，吕炳奎和林达便向谭启龙汇报了三北抗日武装的一些基本情况。原来当时的三北，已有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隐蔽着，这支武装的公开名称分别叫“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等，这支武装的前身是在浦东的伪13师58团。1941年1月，中共浦东工委获悉伪13师将调防的消息，于是便在奉贤与南汇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会议，讨论浦东工委控制的伪13师58团在调防后的行动问题，淞沪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副书记姜杰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埋伏在伪军中的抗日武装拉到浙东去。为便于拉出的部队到浙东后采取灰色隐蔽的方式活动，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通过统战工作，与国民党淞沪专员平祖仁拉上了关系，然后，派出小部队“两探浙东”，从而拉开了浦东武装南渡浙东抗日的序幕。

第一次是这年的3月，由朱人俊亲率的58团8连的一个班，第一次渡过杭州湾，他们找到国民党淞沪专员平祖仁在浙东的办事处——宗德公署，没料公署不仅接纳了他们，还给他们发了5000发子弹和500枚手榴弹。初探浙东，获得成功。

第二次是在4月，浦东工委又派潘林儒、张大鹏等人二渡杭州湾到浙东，与宗德指挥部建立联系并领取了弹药。根据两次试探性南渡的成果，浦东工委于5月10日召开会议，决定三渡杭州湾。姜文光和朱人俊率领一支50余人的先遣队到浙东后，再次受到宗德指挥部的接纳并被授予“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番号。姜文光任大队长，朱人俊任大队副。在站稳脚跟后，姜文光便密遣人向浦东工委书面报告了浙东的情况，提出要求速派部队到浙东去。5月下旬，浦东工委专门就是否增派部队去浙东召开会议，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副书记姜杰和特委委员吕炳奎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全面分析了日伪将在浦东实行“清乡”和浙东大部分地区沦陷后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决定抓住日军占领浙东不久、统治尚未稳固的有利时机，及时地派浦东抗日武装到浙东敌后三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议结束后，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一面向江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6师师长谭震林汇报请示，一面组织部队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谭震林接报后，完全同意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作出的派部队南渡的决定，指示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要贯彻中共中央开辟浙东的战略决策，要灰色隐蔽，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正是在上级的指示和决策下，于1942年5月起，将淞沪5支队及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所掌握的伪13师58团中的抗日武装，分批南渡杭州湾到三北，并相继取得了“海上游击指挥部第2支队第1大队”“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3纵队”等番号。至1942年9月止，总人数达到900余人。这支部队是开辟三北、四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它和党领导的浙东地方武装一起，将成为以后组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中坚力量和基础。

“你们干得很好啊！”谭启龙赞扬说：“你们打的相公殿和长溪岭战斗，我们在上海和苏北都听说了，打得好。”

“但是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尤其是军事干部太缺少了。”林达说。

谭启龙点点头，说：“会有的，军部首长已在为我们物色人选，估计不久就会过来了。”

到三北后，谭启龙内部的身份是浙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对外的身份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的秘书，化名胡志萍。在这期间，为了不刺激敌顽，求得立足，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转移，流动性很大，谭启龙利用这个机会熟悉三北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设法与浙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取得联系。

在对浙东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谭启龙认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遂于6月30日，通过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关于浙东敌情和发展、浙江敌后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及组织领导等问题的报告，并建议如下。一是成立苏浙边区游击队，何克希来任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张文碧、刘亨云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何（克希）须即来。二是将原有浦东、浙东部队编为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两小连。三是按目前地理条件，暂划姚江以北，杭州湾到曹娥江口为第一游击区。鄆奉公路以东镇海、鄆县为二区。姚江以南、曹娥以东、四明山为三区。会稽山为四区。金萧以西、钱江南、富春江为五区。浦东为六区。以上各区成立党、军统一领导机构。四是为适应浙江发展，苏中与一师还应抽调一批浙江干部，尤其是营连级干部协助浙江工作。五、苏皖党委及六师应向天目山推进。

在收到谭启龙对浙东情况的报告后，华中局于7月1日即作出了《浙江游击区的决定》，5天后，即7月6日，毛泽东复电曾山、赖传珠：浙江战局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的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阵地。7月8日，华中局即发出《关于派谭何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谭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的通知——致启龙转浙江各属党的负责同志》的电报，明确告知浙江各属党组织：华中局“特派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责成谭启龙与浙江各属党的组织发生联系协同工作”，“浙江各属特委工作即与谭、何发生联系，经过谭、何电台直与此间联系”。

就在这电令发出不久后的一天，在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苏北盐城阜宁县陈集停翅港一处农舍门口，来了几个穿灰军装的人，他们是何克希、罗白桦、余龙贵、张季伦、张浪、戈阳、余旭等人。

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走出来同大家打了声招呼，他要何克希先进屋去。何克希便走了进去，只见身着长袍的陈毅军长因痔疮发作走动不便正斜靠在板床上，何克希向他敬了个军礼，陈毅支了支身子说：“哦佬同乡来了，我身患小恙，未能迎接，请多多包涵。"

何克希直截了当地问：“军长，你要派我到浙江去？”

陈毅指了指桌上的几份电报说：“这是毛主席和华中局发来的，你先看一看。”

何克希看了电报后，陈毅说：“这是中央和华中局的战略部署，中局决定派你和谭启龙同志到浙东去，去占领浙东这个金三角。目前浙赣线以及宁波、绍兴等平原地区虽已陷入敌手，但广大农村和山区敌伪是无法控制的，加上国民党军队溃逃，这些地区一时成了空隙地带，给我们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余地。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些部队在那里了，形势很好，局面基本上已经打开。和浙东的地方党也联系了，现在亟须组成一个浙东区党委，统一领导从浦东过去的武装，加快建设根据地的步伐，这次准备给你带些连营团级干部去。谭启龙同志已经从浦东到浙东去了，你们要赶快去，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何克希站起来大声说。

“好。”陈毅扶着床沿站起来，然后从桌上拿起一张地图，说：“走，到外面去见见其他几位同志，屋小坐不下，又闷又热。”到了门外，与大家握过手后，陈毅便问起各人的姓名和籍贯，听后，便笑呵呵地说：“好啊，都是江浙一带的人，要打回老家去啰！”

他边说边将那张地图摊在桌子上，用红铅笔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圆圈，对何克希和在场的几位干部说：“你们过来看，这就是浙东，是沪杭甬三角地带，地方虽然不大，但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这里既可牵制浙赣线日寇的兵力，又可配合同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你们再看看”。他在地图上标着延安、盐城和浙东的三个地方画了三个五角星，然后用直线把它们连起来，说：“党中央远在西北，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中间又隔着长江、吴淞口和杭州湾。浙东地处偏僻，你们的担子会很重，所以你们一定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大刀阔斧地干，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胜利一定是会到来的。”说罢，他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对大家说：“你们去了以后，首先要站稳脚跟，你们看——”他又用笔在地图上画了几个五角星，然后用笔尖指着那几个五角星说：“这是四明山、会稽山、天目山，你们到浙东后，只要能占领这三座山，就定能站稳脚跟，还可向括苍山方向发展，进而和闽浙赣老区连成一片”。

何克希说：“听首长这么一说，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但陈毅又严肃起来，说：“但你们也不要盲目乐观，我还是要给你们泼点冷水，为什么，因为浙东这地方不仅有顽敌，还有其他各个根据地都没有的特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陈毅说毕，笑眯眯地瞧着大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作何回答。何克希想起来了，说：“是蒋介石的老家。”

“对啰，”陈毅说：“你们这是去天子脚下闹革命，这个特点会使你们今后的工作变得更艰巨、更复杂。现在抗战时期，四明山出身的蒋委员长竟躲到我们四川峨眉山享清福去了，而你这个峨眉山人却要去浙东为他打鬼子，他还不给你发武器弹药和军饷，这实在太没道理了。”陈毅说毕便哈哈大笑起来。

张季伦气愤地说：“他不但不给我们发武器弹药和军饷，还要打我们，发动皖南事变。”

罗白桦说：“更可气的是日本人用飞机炸毁了蒋介石在奉化的丰镐房和文昌阁，还把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炸死，我们打日本鬼子，他不但不支持，还要在我们的背后搞小动作，真是岂有此理。"

余龙贵说：“这笔账早晚总是要算的。”

“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同志哥。”陈毅抓起桌上一把扇子边摇边踱着步子说：“你们到浙东，一定要高举抗日大旗，一定要向敌后发展，有国民党军队的地方你们就不要去，免得他们讲我们借抗战之名抢地盘。第二，一定要做好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工作，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友军和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一起抗日。”说着他走到何克希面前，对他说：“搞统战工作，你还是有不少经验的，在‘江抗’你不是统战过梅光迪的部队吗？1937年在嘉兴，听说你还秘密介绍过国民党中将吴仲禧入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紧紧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季伦是个急性子，他忍不住冒出了一句：“首长，我们给他讲团结、讲统战，这都没问题，万一他不买账，要和我们闹摩擦，怎么办？”

余龙贵附和说：“对，万一他再来个第二次‘皖南事变’，要消灭我们，我们怎么办？”

陈毅一听，便停住了手中摇动着的扇子，瞪大着眼睛反问道：“你的枪子是吃素的？老子抗战，他同意我也抗，不同意我也抗，这叫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他还想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老子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何克希说：“首长这么一说，我们心中就有底了。”

没料陈毅这时又严肃起来，说：“哎，你们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刚才说的，只是万不得已的事，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们都得向我、向华中局请示报告，我也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示报告，不得胡来嘀！”

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陈毅这时走到何克希面前，问：“克希同志，你今年几岁啊？”

何克希站起来：“报告军长，我今年36岁。”

“嗯，”陈毅点了点头，边摇着扇子边踱着步子说：“年纪不大，可经历丰富，我知道你在四川刘文辉办的军官学校学习过，在峨眉山组织过武装暴动，人家出4000大洋要买你的人头，你还真不简单哩，后来到‘江抗’还当过副司令，带过兵打过仗，可这次去浙东，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环境复杂、多变，而且可能更加险恶。”

何克希说：“我担心自己难以胜任，怕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陈毅说：“这点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但因为到浙东去你要独当一面，担子很重，所以我还是要给你打打预防针。首先还是团结问题，作为军事主官，平时要多听大家的意见，不要眼睛长到额角上去，尤其要团结同级干部，要对己严、对人宽。二是遇事不要莽撞，要三思而行，凡事要多听听启龙同志的意见，这次华中局决定由你当司令，启龙同志任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别看他年纪比你轻，又是放牛娃出身，他可是从井冈山出来的红小鬼，年轻的老红军，相当老练，连毛主席也知道他，你们要互相尊重，你不要以为年纪比他大，文化比他高，就瞧不起人。”

何克希一听，连连说：“不会的，不会的。”

旁边的人见状，都忍不住笑起来。

陈毅则撇了撇嘴说：“哎，你的脾气啊，书记靠不住。”

何克希又问：“军长，除了我们这几个人，还有谁去浙东啊？”

“怎么，嫌少了？”陈毅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我知道你会问，是啊，形势发展很快，都缺干部啊，不过，我还是忍痛割爱，从1师和6师给你调了一些干部，他们可都是宝贝嚙！”

何克希一听便高兴起来，问：“军长，给多少啊！”

陈毅从曾山手中拿过一份干部名单，递给何克希：“你自己看。”何克希接过名单后，轻轻地读了下去：“陈洪、王胜、邱相田、钟发宗、徐放、江岚、粟后（丁公量）、魏善成、田森、唐炎、谢飞、黄知真、李国斌、陆慕云、黄源、李乐山、于——好啊，有100多个啊。”

何克希还要再说什么，陈毅摆了摆手中的扇子说：“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何克希说：“明天！”

陈毅说：“好，你们抓紧时间，越快越好，谭启龙同志已去浙东，他一定等急了，另外，苏中军区老一团的参谋长刘亨云、南通警卫团的政委张文碧和几个电台报务员也随你们一起去。”说毕，就伸出手来，与何克希等人握别：“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何克希说：“请首长放心，如完不成任务，我宁愿把白骨埋在四明山上。”

陈毅一听，用扇子指着何克希说：“哎，同志哥，你这话我可不同意，我还是那句话，到了浙东，抗日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就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把老本亏光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