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街道总共就那么二三百步长，最西北角是县衙，紧挨着县衙的是警察局，向东隔了一条小巷才是有几户商贾的正式街道。街道的路面是比地里的黄土颜色深了许多的黑灰色的土路。临街的一户户商家门面是在高出路面二三尺的高台阶上面的。铺面前的台阶有五尺多宽，台阶上是大青方砖铺面，边沿是一溜二尺来宽的青石条砌成的三台步的石阶。高台上，每隔三几户，就有几个石旗杆石斗子或者各种拴马庄矗立着，这个是根据各家的祖先所有的不同的功名按照等级立起来的。说是铺子，不过是一个个前檐没有封起来的门房。早晚，伙计们把一页页互相套着的木挡板从上下槽子里卸出来，拿回里面的院子里去。一间、两间，最大四五间开通的门面铺子就开始做生意了。

这些年，兵荒马乱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一家家关门的关门，歇业的歇业。支撑着坚持的，整个县城就只有几个个中药房，数家小饭馆，四五户米面店、杂货铺，还有一个不公明的大烟馆在开着门营业。剩下的说得上的生意人就只是那些走乡窜户的货郎担和卖烧饼蒸馍、豆腐、油茶以及瓜果蔬菜的了。

巷道的西边，从县衙开始的一溜不知从那个朝代就就修成的前面摆了石狮子的木质大门楼前，各站了一两个没精打采背着“黑火拐”（洋枪）穿了还是皇帝老子的时候发下来的紫红色的旧长衫的兵丁，成天面对着南边的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高门大户或者柴门陋户的住在县城城墙里面的各色人家。

“天下衙门朝南开”。衙门的大门一个个龇牙咧嘴，威风凛凛地背北面南大张着口，可百姓家的家门没有一户是正对着北边开门的。就像满清那时候平民百姓见官老爷，官老爷见上司或者皇帝都战战兢兢不敢抬头直视一样，每一户都自觉把院门偏东或者偏西扭过去，哪怕进自己家里去要从三车道宽的县城大街朝南走十来步再来个九十度转身，回了院门，又必须反方向又一个九十度转向才会和里面的房门正对了走进去。

北面衙门口站着的“衙役”们，即使再闲得发慌，眼睛睁得多大，也看不见对门任何一家的一点点院内的动静，只能望到家家户户一天几次屋顶上的烟筒里冒出来的一股股柴草或者炭火形成的浓淡不等的炊烟慢慢把狭窄的河川罩满。除了远远张望东边街道向北弯过去以前那一部分的十来个商铺偶尔进进出出的人的身影，再没有一点吸引人眼球的风景了。

时间正是战乱频仍的民国十八年。陕西河南甘肃一带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老天爷已经快三年滴水未降了。地里干得裂开了几指宽的大缝子。连着两年下进地里的种子都没有发出芽芽就慢慢变成了和黄土一样的粉沫。人们起先还一堆堆聚集一块商量着如何求神祈雨，后来百精都成了仍不见一点雨掉下来，一天天都失去了任何期望，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搞那一套了。

自从辛亥那一年，靠推着木轱辘车子走街串巷喊着卖热汤片片面的黄老六把躲在他家后院柴棚子里的巡抚升允派来的同治举人县长绑着交给他的本家大哥三班衙役头儿黄老大手里，被拉到南河滩把头咔嚓了以后。这个小县里的人就没有过过一天太平日子。

远远的省城那边，余胡子的革命党、满族人的梁子兵、河南蛋的镇嵩军、还有“吃人肉喝人血”的“白狼”，加上骑大马一阵风似的马回回，还有到处贴标语撒传单搞暴动的共产党，先后摆开阵势，杀得难解难分血流成河。由于山高皇帝远，这里的山里小民糊里糊涂着不知道咋样分清那些队伍的旗号。尽管县衙里的县太爷，今天是这个，明天又说不定换成了另外一个，可只要是坐了衙门的老爷大堂，就是子民的父母官，谁敢问是那个派来的？不交粮纳税，照样有人拉你去打板子或者“坐亭子”（监狱）。

“光复”了，满鞑子赶跑了，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只有头上脑后的辫子被剪掉了，县里管事的从知县亲自指挥捕快抓人，亲自升堂办案，变成了警察局抓人，承审审判断案了。其他和过去没有多大的不一样。其实许多年了，县里真正见过货真价实的满鞑子的没有几个人。无论是街道上骑马坐轿过来过去的先是红顶子长袍子高靴子，接替的是滑稽的洋装皮鞋的无论哪一个老爷，都是纯正血统的汉人。只听说县北街盐店巷里住的郭举人才在省城见过正宗的满人巡抚老爷。

县衙对面拐了几个弯的巷道进去的断头巷的最里面的一个窄小破旧的院子里，保住的家里就要断顿了，眼看他这个家里唯一的继承人保住快要保不住了。

这个干得连烟都冒不起来的阴历六月的奇热天气里。无论是宽一点的官路上还是曲里拐弯的乡村小道上，一脚踏下去，就是埋住脚腕的火烫的细面面干黄土，一动就是烫土飞扬，过去人们只知道榆树皮可以和面压饸絡，这时候勉强能下口里去的树皮草根都难找了，触目没有一点点绿色的影子。人都快要生存不住了，可无数的蚊蝇却以难以想象的神奇速度繁衍肆虐着。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到处冒火的天底下咋样活下来的。

保住十岁的妹妹卖给了老山里的一家人去当了童养媳，才换回来十几斤玉米面，浮肿得头大了许多的母亲一天烧开几大马勺水，才从摆在厦房背墙底下的瓦瓮面缸里提出粗布旧袋子，小心翼翼地抓一小把玉米面撒进去，舀出来的不过是略显出黄色能闻见玉米面香味的清汤的“玉米糊糊”。喝了几碗，肚皮撑满了，几回尿完了，肚皮仍然贴着脊梁骨。就这一点用妹妹换来的玉米面能应付多少日子呀？

父亲已经主动躺在床上十几天不动弹了，他的身上肿得皮肤就像水池里泛起的水泡一样清亮清亮的，手指一压，就是一个深深的显出白指印的深坑，半天恢复不起来。为了保住家里的香火人保住，他选择了自断伙食的唯一办法，每天只喝一点水就闭住了嘴。

听说就要断流的河床上的淤泥皱起来的“斑斑土”能吃，保住和栓贵、狗驴三个伙伴相约，提了没有菜的菜篮子去远远的东川河沟里提回来半篮子，起先放到嘴里一嚼，除了土腥气，味道还油黏黏的能咽得下去。可吃了几回，就勾子堵住拉不出来了。一家人的肚子憋得象要裂开一样疼！轮着趴在炕沿上，互相用细柴棍和筷子头慢慢连透带挖了好几回，才一点点把结了块的黑土疙瘩弄出来。

喝了几天玉米面味道的清汤，肚子里的土没有了，可饥饿的难受更厉害了。保住实在忍不下去，就又去找和他一样遭了一回吃土大罪的栓贵和狗驴。栓贵家在城北半山上的一个土窑洞里，他和狗驴推开栓贵家的烂门进去的时候，栓贵正靠着山墙外面不冒烟的胡基立成的烟筒脚跟底稀沓沓瘫着晒太阳，看见他俩进了院子，只是抬了一抬眼皮，连招呼都懒得说。

保住和狗驴站在栓贵前面看了一会，栓贵破了不少口子的土布大裆裤子既没有抿也没有紧裤带，那个黑得成了猩红色的作为裤带的布条就扔在一边，有点像冬眠了的死长虫。听不见其他动静，保住就问：“你大你娘哪里去了？”

“还能去哪里？睡到炕上等着饿死哩。”栓贵仍然是有气无力。

“大哥，再不想路道，咱就到这世上活不了几天了。”三个人几年前在南山上学着戏里的三结义样子撮土为香，拜了把兄弟，栓贵最大，所以老三狗驴把栓贵叫大哥。

“老天爷要收这一层子人，咱有啥办法？除非山东呼保义再降世把水泊梁山搬到咱这里来，咱好去投奔。”一想到水浒里那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三个人都很神往。

保住说：“咱出去当兵吃粮走。就是打仗死了，也比活活饿死强。”

栓贵说：“就咱现在这个空肚子，找不到队伍上的影子就倒在路边不得动弹了。”

狗驴说：“在咱家对案（面）子站岗的那些当兵的就比咱好过，一天还给一人一碗面糊糊，两个玉米面碗饽饽，他们都是咱县城里的人。”

保住说：“这饿死人的世道里，那个差事，你我这样的人能挤进去？别做梦了！”

狗驴说：“那咱就只有去偷去抢了？”

栓贵说：“咱能挨上的都是和咱一样穷得叮当响只剩下一口气的人，把他们杀了，也没有一粒粮食。县城里面几个绅士和商铺，那一家没有几条恶狗几杆大枪？你我能有本事把他们家里的粮食搞出来吗？”

一想也是的，三个赤手空拳的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咋样呀？三个就都坐在了地上，围了一圈听着肚子“咕咕”响着没有办法。

好一会过了，栓贵忽然说：“咱到石门山上当土匪去！几个月前，石门山的土匪绑了去省里读书回来的郭举人的孙女，郭举人家里用大骡子驼了好些大洋粮食才换回来的。我见郭家的大门严严实实关了十几天。”

“听人说石门山上的土匪都是张着血盆大口专吃人肉的恶物，杀人比捏死臭虫都容易。”狗驴有些害怕说。

保住说：“终究是个死，咱饿得剩下薄皮包着骨头，杀了熬成汤也没有油，不香。土匪吃咱都嫌腥气哩。”

栓贵说：“就是的！人说‘饥寒生盗贼’，我们就去试试，万一那里收了我们，就是吃不上大块肉，喝上有五谷星子的汤也比等着饿死强！”说着就强站起来拾起了地上的裤带一边系着一边要和他们出去。

保住说：“不和家里人说一声？”

栓贵说：“有啥丢心不下的？都是阎王爷拉了勾的人了，还指望能给你烙锅盔绑行李摆酒宴送行吗？”说着，用脚尖挂了破帮透底的烂鞋啪嗒着走在前头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