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十二里，有个花苑村，传说秦将章邯，投降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被封为雍王，曾在这一带建都。这花苑，就是为他育花种草的地方。花苑村的人，清一色的都姓花，他们的祖先，想必都是为章邯种花的奴隶。古时有以职业为姓氏的，这大约便是他们姓花的缘由。

花苑村的人们姓花，女城北十二里，有个花苑村，传说秦将章邯，投降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被封为雍王，曾在这一带建都。这花苑，就是为他育花种草的地方。花苑村的人，清一色的都姓花，他们的祖先，想必都是为章邯种花的奴隶。古时有以职业为姓氏的，这大约便是他们姓花的缘由。

花苑村的人们姓花，女子们也一个个长得像花。这在全县是有名的。民谚花苑的女子白又嫩，十里外就闻见香喷喷，直至现在，不少人家还都希望能在花苑村讨个媳妇。花苑村的女子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她们不但能寻个如意的婆家，还能卖个好的价钱，订婚时仅正礼，一岁不讲都是五十元的行情。对于找到花苑村女子的男方说来，花的钱多，不但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骄傲和光荣，因为他毕竟成为角逐的胜利者。正是因为这样，花苑村的女子，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大都有了婆家。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住在村东头的花穗穗。她今年二十四岁，至今婚事还没有个眉眼。二十四岁还没个婆家，这可是创造了花苑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的，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是花苑村的一个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她创造了这花苑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桩奇迹呢？她生理上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她不呆不痴，不瞎不聋，不瘸不跛，不秃不哑，甚至头发里没一根黄毛，鼻梁没是星雀斑。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她是村里女子群里有名的“梢子”，天生的美人胎子。如果农村也像某些大学有“校花”的话，她准是花苑村的“村花”，如果中国也有选美活动的话，她一定也会戴上这顶桂冠。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吗？也不。她的父母，以至她的祖宗，世世代代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没人能说个不字的。是没人给当介绍人吗？更不？七八年来，对象不晓得提念了多少，（中国的统计学似乎极不发达，农村人更不晓得此门学问为何物，所以花穗穗在婚事上提及的对象，是没有个确切的数字可说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只提了一下，就到此为止了，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来，花穗穗从小儿就有个非常强烈又非常顽固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当个工人。

有人会说，这太可怜了，又太可笑了。我以为她有什么雄心大志，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或是想当皇上的娘娘，如同英王爱德华八世（后称温莎公爵）的夫人一样。她的要求太低了，生活的目的也太简单了。但是，我说，可尊敬的有远大目标的仁人志士、怪贤豪杰们，请不要嘲笑她，也不要瞧不起她，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而简单的愿望，她至今还是无法实现的。

花穗穗从小儿就想当个工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花穗穗的姑姑，就是一家国营纺纱厂（实际叫棉纺织厂，农村人叫纺纱厂叫惯了，硬是改不过口来）的工人。花穗穗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对姑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婆（祖母）还在，每逢姑姑从百里之外坐火车回家来的时候，平静的家，总要引起大的波动。在婆的指使下，爸爸要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就像要过大年一样。姑姑来了，手里总提着五颜六色的食品盒，别说吃，单是一看见这颜色，就让人的嘴角流哈啦水。姑姑身上穿的，不是平绒，就是灯心绒，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腕上戴的是放耳朵上嘀嘀直响的手表。你想一想，那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能用灯心绒做个鞋面，便洋活得忘记了生日。只有过年才做件花哔叽衣服。因为对穿一身灯心绒衣裳的人过于羡慕，出于嫉忌心，当时农村还流行了两句新民谣，说：是髌不是酿，都穿了一身灯心绒，讽谕他们过于奢侈了。肉、点心、洋糖，都是农民的娃娃们稀罕的东西，吃一口，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龙肝凤髓。

姑姑一进门，爸爸、妈妈像迎接最尊贵的大人物一样，婆更是笑得合不拢掉了牙的嘴，显得像是比往日里多了十倍的精神。就连邻居们，也比往日多了许多的殷勤，你来他往，都想跟姑姑说句话儿。要是婆给他们手心里放一块洋糖，他们竟像是得了最光荣的赏赐似的，舍不得吃，装进了大襟下的兜兜。如此种种，在花穗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上，就画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画儿就是当工人。工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当工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婆、爸爸、或妈妈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总是挺起胸脯，睁大两只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大声地说：“跟姑姑一样，当工人！”在她的印象里，工人好像是并不难当的。

听得人说，姑姑进工厂的时候，才十七岁，刚刚高小毕业，别人都不敢去，她却去了，别人以为她文化低，考不上，她却竟考上了。一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能考上工厂。她花穗穗为什么就不能呢？她跟姑姑一样，不也是个农村女子么？她上过高中，在文化程度上，不是比姑姑更具备了优越条件么？开始，她曾把当工人看得非常的神秘，不知道姑姑当工人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后来，又听得人说，姑姑是在纺纱厂里，是纺线织布的，就是铺子里卖的那些洋布（市布），哔叽，卡叽，但她们并不手摇纺线车，像婆摇的那种一个木轮带着锭子的纺线车也不脚蹬织布机，像妈妈蹬的那种椿木打就的平机，而是只看着机器，人只是看着，由机器自己去纺线织布的。她想，这有何难呢，既然姑姑会的，自己怎么就能不会呢她曾经快乐地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进了江厂，当了工人，一定也要做一件高梁红的平绒褂子，海蓝色的灯心绒裤子，买一双圆口平底皮鞋，一块圆圆的手表，把自己也“武装”起来。过个把月，回一次家，手里也提上鸡蛋和洋糖，来看爸爸、妈妈和婆，这，该是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呀，啊！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会根据他的环境，条件和经验，以及他对生存的要求，产生出许多幻想和希望的。如果没有，除非他是傻瓜或白痴。每一个神经正常且有思想的人必然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人一生向前奋进的一种原动力。即使这幻想和希望并不高远，甚至是平庸的，它毕竟也是好的，它依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花穗穗的这种当个工人的愿望，虽然看来是平凡的，低档的，但谁又能说她是错误的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穗穗实现她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据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们说，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被逼破产，不得已而流入城市，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对象。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工人并不困难，甚至是你不当也得当的。又据洞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采取一定步骤，和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似乎是与这种理论相悖而行的。几十年过去了，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这不太容易解决的矛盾，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农村的青年是无资格进工厂当工人的。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只能世袭当农民。假若花穗穗是她姑姑生的该有多好！可惜她不是。假若花穗穗的爸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该有多好！可惜他只会在黄土地上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假若花穗穗的舅父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县委书记，或是实权在握的劳动局长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是个打胡基（外地叫土坯）的专家，三脚十四锤子，出点蛮力，是他的专长，别的本事，他是没有的。假若花穗穗也会提上茅台酒抱上彩色电视机去走后门也好，可惜她连偏门在哪儿开着都不晓得。“前门开着不准进，后门开着无法寻，门儿到底在何处？无钱无权无门神”。赶花穗穗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当工人的路儿，已经无迹可寻了。

但花穗穗并不因此而悲观，她依然是满怀信心地，在不懈地追求着，在实现她的这强烈的愿望。她认为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使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条件，就是她的美。美，是女子的骄傲，也是女子的资本。花穗穗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懂得了女子的美，如同男子的权势和金钱一样，也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宣布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

“谁能让我当工人，我就跟谁结婚！”

这种提法，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旧时代，姑娘们寻女婿时，一般是两个愿望，一个是要寻财东家，另一个是寻念书人。寻了财东家一生无冻馁之忧，寻个念书娃有学问，名声好，而且这两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无庸置疑的，谁见了敢不仰着脸看况且财东家的娃才能念得起书，念成了书的娃日后必然会升官发财。解放以后，这种旧观念逐渐地被改变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时，开始是找“八个兜兜”的，即是干部，干部穿的制服上是四个衣兜，裤子是四个衣兜，简称为“八个兜兜”的后来是找“有馋嘴本本”的，即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那时都有个副食本，凭副食本可以买到豆腐、粉条、鸡蛋、芝麻酱之类的东西，无此本者只好望洋兴叹，农民对此不太满意，讥之为“馋嘴本本”。加之那时候“净化城市”，在城里犯了错误的，打成右派的，触犯刑律的，戴了什么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等等，等等，从城里都撵到农村来了，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样以来，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旧社会民谚“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谁若不信，去问皇上”，被“农村是个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往里装，香的弄臭，臭的难香，别的不管，只要公粮”的新民谚所替代了。无论从名誉上或物资供应上，有副食本本的都比没副食本本的高了一等，成为优等公民。因而农民概叹说“城里个拉尿粪的，也比个农民状元高贵啊！”哪个女子能找个有副食本本的对象，那简直象是叫花子上了金銮殿。到了八十年代，花穗穗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显然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跨进了一大步的，是带有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的。

然而，自古以来，现实这个滑稽的怪物，就很爱和人们的理想或希望玩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不会按他的心愿一帆风顺的达到目的，他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以痛苦而告终，正如造酒时，却酿出一缸酸醋一样。花穗穗的这个简单而正常的愿望，从她提出的时候起，五年过去了，却依然不见转机。不少的人追求她，她也寄希望于不少人家，然而，像她这样的情况，要由一个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又要进厂去当工人，谈何容易才二十三岁，并不算大！至少还有三至四年追求的时间！她并不灰心，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要达到她幸福的目的。子们也一个个长得像花。这在全县是有名的。民谚花苑的女子白又嫩，十里外就闻见香喷喷，直至现在，不少人家还都希望能在花苑村讨个媳妇。花苑村的女子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她们不但能寻个如意的婆家，还能卖个好的价钱，订婚时仅正礼，一岁不讲都是五十元的行情。对于找到花苑村女子的男方说来，花的钱多，不但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骄傲和光荣，因为他毕竟成为角逐的胜利者。正是因为这样，花苑村的女子，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大都有了婆家。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住在村东头的花穗穗。她今年二十四岁，至今婚事还没有个眉眼。二十四岁还没个婆家，这可是创造了花苑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的，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是花苑村的一个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她创造了这花苑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桩奇迹呢？她生理上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她不呆不痴，不瞎不聋，不瘸不跛，不秃不哑，甚至头发里没一根黄毛，鼻梁没是星雀斑。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她是村里女子群里有名的“梢子”，天生的美人胎子。如果农村也像某些大学有“校花”的话，她准是花苑村的“村花”，如果中国也有选美活动的话，她一定也会戴上这顶桂冠。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吗？也不。她的父母，以至她的祖宗，世世代代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没人能说个不字的。是没人给当介绍人吗？更不？七八年来，对象不晓得提念了多少，（中国的统计学似乎极不发达，农村人更不晓得此门学问为何物，所以花穗穗在婚事上提及的对象，是没有个确切的数字可说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只提了一下，就到此为止了，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来，花穗穗从小儿就有个非常强烈又非常顽固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当个工人。

有人会说，这太可怜了，又太可笑了。我以为她有什么雄心大志，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或是想当皇上的娘娘，如同英王爱德华八世（后称温莎公爵）的夫人一样。她的要求太低了，生活的目的也太简单了。但是，我说，可尊敬的有远大目标的仁人志士、怪贤豪杰们，请不要嘲笑她，也不要瞧不起她，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而简单的愿望，她至今还是无法实现的。

花穗穗从小儿就想当个工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花穗穗的姑姑，就是一家国营纺纱厂（实际叫棉纺织厂，农村人叫纺纱厂叫惯了，硬是改不过口来）的工人。花穗穗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对姑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婆（祖母）还在，每逢姑姑从百里之外坐火车回家来的时候，平静的家，总要引起大的波动。在婆的指使下，爸爸要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就像要过大年一样。姑姑来了，手里总提着五颜六色的食品盒，别说吃，单是一看见这颜色，就让人的嘴角流哈啦水。姑姑身上穿的，不是平绒，就是灯心绒，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腕上戴的是放耳朵上嘀嘀直响的手表。你想一想，那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能用灯心绒做个鞋面，便洋活得忘记了生日。只有过年才做件花哔叽衣服。因为对穿一身灯心绒衣裳的人过于羡慕，出于嫉忌心，当时农村还流行了两句新民谣，说：是髌不是酿，都穿了一身灯心绒，讽谕他们过于奢侈了。肉、点心、洋糖，都是农民的娃娃们稀罕的东西，吃一口，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龙肝凤髓。

姑姑一进门，爸爸、妈妈像迎接最尊贵的大人物一样，婆更是笑得合不拢掉了牙的嘴，显得像是比往日里多了十倍的精神。就连邻居们，也比往日多了许多的殷勤，你来他往，都想跟姑姑说句话儿。要是婆给他们手心里放一块洋糖，他们竟像是得了最光荣的赏赐似的，舍不得吃，装进了大襟下的兜兜。如此种种，在花穗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上，就画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画儿就是当工人。工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当工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婆、爸爸、或妈妈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总是挺起胸脯，睁大两只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大声地说：“跟姑姑一样，当工人！”在她的印象里，工人好像是并不难当的。

听得人说，姑姑进工厂的时候，才十七岁，刚刚高小毕业，别人都不敢去，她却去了，别人以为她文化低，考不上，她却竟考上了。一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能考上工厂。她花穗穗为什么就不能呢？她跟姑姑一样，不也是个农村女子么？她上过高中，在文化程度上，不是比姑姑更具备了优越条件么？开始，她曾把当工人看得非常的神秘，不知道姑姑当工人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后来，又听得人说，姑姑是在纺纱厂里，是纺线织布的，就是铺子里卖的那些洋布（市布），哔叽，卡叽，但她们并不手摇纺线车，像婆摇的那种一个木轮带着锭子的纺线车也不脚蹬织布机，像妈妈蹬的那种椿木打就的平机，而是只看着机器，人只是看着，由机器自己去纺线织布的。她想，这有何难呢，既然姑姑会的，自己怎么就能不会呢她曾经快乐地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进了江厂，当了工人，一定也要做一件高梁红的平绒褂子，海蓝色的灯心绒裤子，买一双圆口平底皮鞋，一块圆圆的手表，把自己也“武装”起来。过个把月，回一次家，手里也提上鸡蛋和洋糖，来看爸爸、妈妈和婆，这，该是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呀，啊！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会根据他的环境，条件和经验，以及他对生存的要求，产生出许多幻想和希望的。如果没有，除非他是傻瓜或白痴。每一个神经正常且有思想的人必然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人一生向前奋进的一种原动力。即使这幻想和希望并不高远，甚至是平庸的，它毕竟也是好的，它依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花穗穗的这种当个工人的愿望，虽然看来是平凡的，低档的，但谁又能说她是错误的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穗穗实现她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据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们说，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被逼破产，不得已而流入城市，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对象。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工人并不困难，甚至是你不当也得当的。又据洞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采取一定步骤，和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似乎是与这种理论相悖而行的。几十年过去了，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这不太容易解决的矛盾，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农村的青年是无资格进工厂当工人的。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只能世袭当农民。假若花穗穗是她姑姑生的该有多好！可惜她不是。假若花穗穗的爸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该有多好！可惜他只会在黄土地上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假若花穗穗的舅父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县委书记，或是实权在握的劳动局长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是个打胡基（外地叫土坯）的专家，三脚十四锤子，出点蛮力，是他的专长，别的本事，他是没有的。假若花穗穗也会提上茅台酒抱上彩色电视机去走后门也好，可惜她连偏门在哪儿开着都不晓得。“前门开着不准进，后门开着无法寻，门儿到底在何处？无钱无权无门神”。赶花穗穗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当工人的路儿，已经无迹可寻了。

但花穗穗并不因此而悲观，她依然是满怀信心地，在不懈地追求着，在实现她的这强烈的愿望。她认为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使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条件，就是她的美。美，是女子的骄傲，也是女子的资本。花穗穗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懂得了女子的美，如同男子的权势和金钱一样，也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宣布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

“谁能让我当工人，我就跟谁结婚！”

这种提法，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旧时代，姑娘们寻女婿时，一般是两个愿望，一个是要寻财东家，另一个是寻念书人。寻了财东家一生无冻馁之忧，寻个念书娃有学问，名声好，而且这两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无庸置疑的，谁见了敢不仰着脸看况且财东家的娃才能念得起书，念成了书的娃日后必然会升官发财。解放以后，这种旧观念逐渐地被改变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时，开始是找“八个兜兜”的，即是干部，干部穿的制服上是四个衣兜，裤子是四个衣兜，简称为“八个兜兜”的后来是找“有馋嘴本本”的，即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那时都有个副食本，凭副食本可以买到豆腐、粉条、鸡蛋、芝麻酱之类的东西，无此本者只好望洋兴叹，农民对此不太满意，讥之为“馋嘴本本”。加之那时候“净化城市”，在城里犯了错误的，打成右派的，触犯刑律的，戴了什么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等等，等等，从城里都撵到农村来了，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样以来，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旧社会民谚“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谁若不信，去问皇上”，被“农村是个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往里装，香的弄臭，臭的难香，别的不管，只要公粮”的新民谚所替代了。无论从名誉上或物资供应上，有副食本本的都比没副食本本的高了一等，成为优等公民。因而农民概叹说“城里个拉尿粪的，也比个农民状元高贵啊！”哪个女子能找个有副食本本的对象，那简直象是叫花子上了金銮殿。到了八十年代，花穗穗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显然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跨进了一大步的，是带有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的。

然而，自古以来，现实这个滑稽的怪物，就很爱和人们的理想或希望玩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不会按他的心愿一帆风顺的达到目的，他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以痛苦而告终，正如造酒时，却酿出一缸酸醋一样。花穗穗的这个简单而正常的愿望，从她提出的时候起，五年过去了，却依然不见转机。不少的人追求她，她也寄希望于不少人家，然而，像她这样的情况，要由一个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又要进厂去当工人，谈何容易才二十三岁，并不算大!至少还有三至四年追求的时间!她并不灰心，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要达到她幸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