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生到家乡已一个来月了。

多年的读书生活已使他成为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村里当年和他一块儿长大的伙伴儿大都已娶妻生子，或经商或搞副业，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而自己空读了十几年的书，现在已经一贫如洗，负债累累。中文这个专业在现实中最无用处，除了能背些唐诗宋词，能写一手还算流利的文章，对现实生活实在没什么帮助，它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迂腐无能的书呆子，而且使人愤世嫉俗，和现实格格不入，最终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回乡后，最初父亲让他跟着哥哥的三轮车跑了几天小买卖，然而只干了三天，晚上回到家后哥哥找到父亲，撂下一句话：“爹，明天别让二平子跟我跑了，他干不了！”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周文生听到哥哥边走边和嫂子说：“唉！读书读傻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无奈跟着父亲做地里的营生吧，然而多年的学生生活使他很难承受繁重的农活。本来上中小学时，假期或星期天他也经常下地帮忙的，但自从上了大学，父亲不再这样要求，他自己也觉得高人一等了，平时不常回家，偶尔回到家去地里转一圈儿也如观光做客一般，这样一来，对地里的活儿也生疏了，身子骨也逐渐娇嫩了起来。尤其太行山的农村，很多农活都离不开肩挑，山上收的红薯，需要肩挑回来放到地窖里贮藏起来；地里的粪更得挑到山上。第一天还能挣扎着挑两趟，第二天再去干时，双腿酸痛，身子发紧，几乎迈不开步，肩头一接触扁担便火辣辣钻心地疼，挑起来东摇西晃地没走几步便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口中有一股咸咸的味道，摸了一把，手上满是鲜血，他从地上爬起来，将扁担一扔，回到家里，躺在炕上，再不起来。

“代课吧，还是代课吧！虽然一个月只有二百四十元的代课费，但起码学的东西还能用上，最重要的是，农村这样的生活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文生自言自语道。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代课、民办、国办三种不属性的老师，国办老师有国家正式编制，国家发工资，其待遇纳入国家财政保障体系之内，退休养老有保障，是这三种老师中地位最高的。民办老师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物，平时上课，节假日必须到生产队出工，无论上课还是出工，最后都由大队记工分统一核算，年终按所得工分参与生产队的分粮分红，其实际收入主要决定于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效益。由于当老师清闲体面，而且每月国家还另发给七八元补助（可别小看这七八元，当时可够一家人的日常零花了，那时大部分正式老师的工资每月也不过四五十元），又有转正的机会，所以民办老师当时在农村是很让人羡慕的。一般来说代课老师地位最低，月工资一般在三十元以下，且最不稳定。但总的来说，在那个极端平均主义盛行的时代，三种老师的收入一般相差不会过分悬殊。实际上，当时农村老师中，大部分是民办或代课的，国办老师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国办老师也大都是由民办或代课老师转来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民办老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形成了国办、代课两种教师体制。后来，由于师范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正式毕业生被分配到乡村任教，国办老师逐渐成了农村教师队伍的主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规范农村教育，同时解决新的师范生就业问题，国家决定取消代课老师。解决办法是根据工龄，一部分转国办，大部分辞退回家。然而虽经国家三令五申，决心在农村“消灭”代课老师，但实际上代课老师在农村一直没有绝迹。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办老师下海经商，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成本来已经式微的代课老师又大量出现了。这时的代课老师，已经不属于国家计划体制下的现象了，它很大程度上只是老师们的个人行为，一般是国办老师因想干其它更挣钱的工作，却又不愿丢掉这个对以后退休养老非常重要的“铁饭碗”，于是自己出钱找一名代课老师临时代替自己上课，工资由双方协商。由于教育的发展，农村有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近年还出现了很多找不到工作的返乡大学生，这就为代课老师这个行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严重的供大于求，使代课老师的工资越来越低，一般情况下，国办老师只需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即可雇到一名代课老师，其余仍归自己所有，且假期不用付工资，自己从第二职业中还能获得另外一份高额收入，什么时候上边查得紧了，回校上一段时间班，风声过后依然我行我素。

很多国办老师看到这样做有利可图，纷纷效仿，有的经商，有的流动到外地私立学校去挣高薪，有的是有病需要治疗，个别的纯粹是不想上班，赖在家里偷懒或在外面逍遥自在去了。最终造成了一方面是大量师范毕业生不能分配工作(国办老师虽不上班，但占着国家财政编制，扩编很困难。)，一方面是各个中小学却存在着大量代课老师这种奇怪的现象。有的学校除了校长外，几乎都是代课老师。这些“廉价”的代课老师，几乎撑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为农村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牺牲。这种现象在闭塞落后的偏远地区特别常见，周文生的家乡——处于太行山腹地的富坪县情况尤其严重。

这种代课老师大量存在的现象显然是有严重弊端的，如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不和谐，教师队伍不稳定，有些老师专业素质不达标等。另外还存在着教师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这是因为代课老师大都是女青年造成的。农村有一定知识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又不甘心作“土里捂”的农民，家里也并不指望女孩子挣钱养家，她们也没有男青年盖房娶妻的压力，代课挣些钱供自己零花就行了，尤其重要的是，教师这种文雅干净的职业，“人民教师”这种体面的称号，对她们找一个条件较好的对象极为有利，所以很多女孩子趋之若鹜，想方设法挤进代课老师的队伍中来。

周文生回乡后，面对的就是这种严峻的情况，好在教育局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年夏天出台了一项硬性规定：凡是担任初中课程的代课老师，必须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这项规定起码将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排除在中学代课老师之外了。周文生一回到家，父母即低三下四地四处求情为他寻找代课的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愿，两位老人一直紧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母亲心疼儿子，怕他在家闷出病来，于是，在一个初冬的晚上，劝他道：“平子，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出去走走？转转亲戚，看看同学、朋友也好啊！要不，你到城里你姑家走一趟，看看你姑父能不能为你想一想办法！”

艰难的生活，像刀子一样，在母亲的额头刻下了很多皱纹，沉重的负担，使母亲的背更弯了。望着母亲两鬓新添的白发，周文生不忍心再给母亲悲苦绝望的心增添更多伤痛了，虽极不愿去见什么同学、朋友，仍然装作轻松地说：“行，娘！你放心好了，明儿我就去，我的老同学高凤禄在槐花镇中学教书，我可以找他想一想办法！”

第二天吃过早饭，周文生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回家已有一个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出过门。他一边走一边思量，今天到了县城，先到自考办看一看，问清楚自考法律本科何时报名。他认为今年在省城找工作失败主要是因为学历太低而且专业不够好，自己一位同学大学四年学中文的同时自考法律本科，取得双学位，且考下了律师证，毕业时根本没有去学校应聘，而是直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去了，一个月几千元呢！自己有良好的中文底子作基础，只要认真学习，不出两三年，一定能将法律本科拿下来，到那时……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挫折而已，心里不由轻快了一些，当年满腔的豪情似乎又回到了胸中，伟人的诗句脱口而出：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快到槐花镇中学了，不由想起了在槐花镇中学任教的中学同学高凤禄。说实话，当年自己是有些瞧不起这位同学的。记得那时他个子长得挺高，但背却有点儿驼，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那条不太合身的裤子总是掩不住脚踝，使他的两条腿显得格外长，如同一只瘦骨嶙峋的大虾，因此“大虾”便成了他的外号，因为名实相符，他也就接受，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大虾”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说话快了口角就流涎水；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鼻子下面总是拖着两道鼻涕，从没见他擦过，相反，他只是竭力将它们吸回去，开始还奏效，但过不了几秒钟就又从鼻孔里钻了出来，而且拖得比以前更长。

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凤禄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吃饭虽没问题，但却挣不来多少钱，而且母亲常年有病，使本就不太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初中毕业后他没上高中，而是直接考上了中师，师范毕业后，他幸运地搭上了富坪县教育系统计划内分配的末班车，顺利地成为槐花镇中学的一名国办教师。而自己，还有很多学习更好的同学上了高中，经过黑色七月的失败，而后复读，再后来终于上了大学，但大学毕业后国家早已不再分配工作，除个别出类拔萃或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者外，大部分要么仍在城市边缘地带苦苦挣扎，要么像周文生这样被打回老家，无所事事。倒是被大家瞧不起的“大虾”，“傻人有傻福”，愣是出人意料地被分配了工作，吃上了众人羡慕的“皇粮”。

想到这里，周文生不觉有些自惭形秽，心中发虚，失去了去找老同学帮忙的勇气，径直向县城走去，想先去探问一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何时报名。

过了槐花镇中学，再骑车走十来里路，翻过两个山头，富坪县城就遥遥在望了。俗话说：富坪不富，富坪不平。富坪县本来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典型的贫困县，但近年来因丰富的资源得到开发，有一部分人暴富了起来。这些富起来的人，以及各单位上班的公职人员，包括大部分的公办老师，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县城置一处房产，享受县城人的生活，此外，再无更大的追求。城内的人不愿出去，城外的人不愿进来。到城外上学的学生，除个别人外，大部分仍要回到本县工作；在外地有较好工作的人，也大都有落叶归根的观念，最终总是想方设法调回本县。而外地人，也总难以在这里扎根，当年来这里战天斗地的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后大都陆续回城了；从外地调到这里的官员，更是把这里看作宦海生涯的驿站，不出几年，也总会升迁调走。所以，尽管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但小城人依然过着和外面相对隔绝的日子，依然在自私麻木、冷漠无聊与妄自尊大中过着平庸而单调的生活。

富坪县自考办和教研室、招生办在同一幢楼上，周文生当年高考前后来过几次，所以没费什么周折他就找到了这里。穿过一条两边摆满了各种衣服鞋袜的狭窄弄堂 (有一个中年妇女在这里摆摊)，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小院。周文生将自行车停在这里，上了二楼，就到了自考办。一个自称姓高的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妇女热情接待了他。她告诉周文生，十二月份的七至十五号是报名的时间，现在才十一月初，还不着急，周文生记下了自考办的电话，就离开了。

下了楼，推上自行车向外走去，还得经过那道通向大街的狭窄的弄堂，两边摆满的各种衣帽鞋袜使这条本就狭窄的弄堂显得更加局促。一个瘦高个儿女人，看来是货摊的老板，正在同几个顾客讨价还价，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弯着腰正在吃力地搬运货物，似乎刚从什么地方运到这里来尚未摆放好。周文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但从其身态上看觉得有些眼熟。此人完全挡住了周文生的去路，他只好停下来，耐心等待。

终于，这人忙完了，周文生急忙说，“ 请让一下，好吗？”

听到身后有人，中年人忙转过身来。周文生看到这个人的脸，吃了一惊，这不是当年自己高中时的班主任田老师吗！不由喊出声来：“田老师，您怎么在这里？”

田老师也怔了一下，脸略微有点红，扶了扶眼镜，讪讪地说： “你师母下岗了，在这里摆摊，我有空儿就来这里帮帮忙……”

“听说您不在一中教书了？”

“将你们这一届送走我就调到了这里，”他指一指后面的楼，说：“在教研室帮忙，工作很轻松，除了假期教师培训忙一段时间，平时到一些学校听几节课，大部分时间几乎不用上班，这不，又给你师母帮忙来了！”他指了指一边那个正在收钱的女人说。

周文生连忙向这个女人说：“师母好！”田师母似乎没听清，只是将头向这边转了一下，就又忙自己的生意去了。

田老师似乎有点尴尬，干笑了两声，没话找话地说：“你当年语文学得挺好的——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记得你上的是师大中文系，唉！只是现在不分配了，是不是想来报本科自考，没用了，要我看，还是想办法挣钱吧！我女儿去年就毕业了，也没工作，只能去代课，挣不了几个钱……”

田老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考大学比登天还难，那一年全县只有四个指标。田老师当时才十八九岁，高中毕业后正在乡务农，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偷偷地报了名。白天没时间复习，只能晚上在油灯了熬夜苦读，考试前一天他还在公社的青年民兵突击队修大寨田，第二天衣服都没换，一大早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三十多里赶到县城的考场，差点迟到。监考老师看着这个冻得两耳红肿，然而浑身却又冒着热气的脏里吧唧的考生感到很吃惊，说什么也不准他进入考场，担心是个阶级敌人来搞破坏的。幸而有一位巡考的老师曾经教过他，他这才顺利地进入了考场。几场考试下来，他觉得还算顺利，有些题对他来说实在太容易了，他是个本分的学生，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别的学生都在战天斗地闹革命，只有他一个人在规规矩矩地学习，想不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但他考完不久就将这事儿抛到了脑后，仍然回到村里上工去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成绩揭晓后他居然名列榜首，成为全县的高考状元。

四年大学毕业后，田老师就回到县一中当了名普通老师，讲课水平自然在全校是首屈一指，周文生还清楚地地记得当年田老师在语文课上经常慷慨陈词，指点江山，然而今昔对比，竟差若天渊。听田老师说自己的女儿正在代课，周文生赶忙抓住这个话题，说：“田老师，我今年大学也毕业了，什么都干不成，您知道，学中文的……在家也待不下去，我也想找个代课的工作，田老师您看……”当年上高中时，周文生就把田老师当作一位长兄或慈父来看的，一直对他怀有一种很亲切的感情，所以请他帮忙周文生并不觉得怎么难为情。

田老师郑重地说：“我非常理解，不用说了，我都明白，别的事办不了，凭着在教育系统混了这二十多年，这个忙估计还能帮得上。对了，你姑父不是在教育局吗？你姑还是我在一中的同事呢……”

周文生红着脸苦笑了一下。田老师赶忙问：“我找好了如何和你联系？——对了，我就告诉你姑父！”

“行，那多谢田老师了！”周文生说。

“代课老师，一个月二百四，，唉！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田老师好象在自言自语。

二人正谈着，忽听田师母破口大骂，似乎在教训某个闯了什么大祸的孩童，周文生抬头看去，才明白是冲着田老师而来的，不堪入耳的话连珠炮似的倾泻过来。田老师起初有点难堪，随即摆出一幅历经苦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了，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手脚却不敢再有丝毫懈怠，麻利地开始继续干刚才的活计了，见此情景，周文生连忙告辞。

出了弄堂，周文生在街口犹豫了再三，终于还是向姑姑家走去。

姑姑天赋极佳，小学时学习就名列前茅，后来又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不知为什么，初中时期她就喜欢大家公认的最难学的科目——物理；高中毕业时学校要保送一名学生上大学，那时能入大学的还是凤毛麟角，很多人都渴望得到这个机会，恰好这次保送的是理科的物理专业。姑姑幸运极了。经过数次考试选拨，每次她都以绝对的优势挫败了对手。那时尚处于八十年代初期，“关系”、“门路”在那时还不起决定作用，自己的才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同学中虽也不乏县里干部的子女，但农家出生的姑姑仍然获得了这次机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能考上大学可谓鲤鱼跃龙门了，大学生们被称为天之骄子，农村女孩子能上大学更如同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四年的大学生活，姑姑这个朴素的农家女完全蜕变成了充满了城里人各种恶习的颐指气使的姑娘，当爷爷为供她上学花光最后一个铜板而在辛酸中去世时，她也大学毕业、顺利地分到县城一中教书去了。

对于这个姑姑，周文生是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因为学习优秀，所以自小她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榜样，上了大学后，更成为全村人崇拜的对象。但这个姑姑鬼点子特多，爱耍点小聪明，自小就经常变着法地对周文生他们这些小侄子们哄骗恫吓，随着时间的增长，周文生对她越发地畏惧，感情的裂痕在姑侄两人之间也就越来越大，尤其这几年大学毕业已不包分配，姑姑的优越感和周文生的自卑感在同步增长，周文生更加怯这位姑姑，没事尽量不去招惹她。

姑父当年中师毕业，虽说学历不算高，但由于其父是教育局的局长，所以毕业后未去基层教小学，而是直接分到了教育局的机关里。这位姑父除了能写一手好字外，周文生觉不出他有其他任何优点。这个纨绔子弟每天不务正业，赌博酗酒早已声名远扬。尽管如此，到基层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还是蛮有把握的，可他又受不了乡下清苦的生活。其父退休后，他升迁的希望也已渺茫，索性破罐子破摔，更加放荡不羁了起来。姑姑开始也试图尽力约束他，她也曾因为他一夜输掉了一个月工资而和他大哭大闹，但也因为他一次赢回来一台微波炉而欣喜若狂……最终还是对他的一切行为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

随着周文生父母的年迈，家境的败落，姑父对他的妻侄周文生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与刻薄。刚考上大学时，周文生觉得可以在姑姑、姑父面前挺起脊梁了，于是常到姑父家走动，自然遭到二人的白眼与冷遇，但开始文生还仗着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满不在乎。二人便经常散布读书无用论，那时书生气十足的周文生对此不屑一顾，并对这两个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总之，文生和他们是话不投机了，于是这两年彼此的来往几乎断了，这次若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周文生是绝对不会去见他们的。

周文生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不觉已来到了姑父家。几年没来，姑父家已大变样了，早就听说姑父家在原来的平房的基础上又在上面起了二层，一楼作为一个大商店租给了别人，每年房租就二万多，拿奶奶的话说就是“过的是坐吃立穿的日子，那房子一百万也不卖！”今天看了，方知此言不虚，不说别的，单说二楼那蓝色的玻璃墙幕和楼顶上的紫红色的琉璃瓦，就不是农村里寻常百姓家所能承受的。

文生放慢脚步，在一楼商店老板的指引下，畏畏缩缩地走上二楼。突然，里面一个男童的尖利的声音刺痛了他的鼓膜，周文生头皮一阵阵发紧，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烦躁。对自己这位小表弟的声音，周文生太熟悉了，虽说这两年几乎没怎么来过姑父家，但每年的寒暑假，姑姑总要带着表弟回老家住一阵子，山里夏天较凉爽，城里人经常到乡下去消暑。而此时文生一般也放假在家，所以这位被大家称为“小霸王”的小表弟每年都能给他留下新的深刻的印象。只要让他独自在房间里待上几分钟，他就能将屋里所有的东西搅个天翻地覆。对于他的“战果”，总能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喝彩，这种闹剧往往在大人们的大笑中结束。“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如今，越是顽劣不堪、毫无教养的孩子，便越能得到大家的宠爱与娇纵，唯独周文生对这个孩子非常反感，尤其腻歪他那讨厌的没完没了的说笑声，但又不敢得罪他。

如今，这讨厌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周文生头皮发乍，下意识在捂住了耳朵，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姑父正坐在写字台前玩电脑，见有人进来，抬头向门口看了一眼，文生连忙上前搭讪：“姑父好！”但姑父没啃声，两眼死盯着电脑屏幕不放。

文生略显尴尬，但心里仍自我安慰道：“人家是长辈嘛……”走近一看，原来他正在玩麻将游戏，电脑屏幕上三个虚拟的人，加上现实中的姑父，正好凑足了腿儿，四个“人”玩得正上瘾。

周文生深感自己孤陋寡闻：麻将居然有这种玩法！不过这实在也算一种与时俱进，麻将桌上烟雾弥漫的情形没有了，此伏彼起的谩骂声也不见了，这比传统的玩法文明多了，“无码砖之乱耳，有案牍之劳形”，这实在算得上麻将业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谁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谁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谁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当年诺贝尔没有因此为中国人的电脑麻将游戏发明人预设一个奖项，说明他也是一个缺乏科学远见的家伙，活该被自己制造的炸药炸死；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提议为中国的电脑麻将游戏发明人授奖，也足以证明这个机构的狭隘与偏见，怪不得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质疑它的权威性呢！

任何新旧事物，到了中国人手里都会有异乎寻常的用途。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用来做成爆竹，供人们在节庆日子取乐；罗盘针用来看风水。今天西方的新科技传到中国也有新用途，如电脑用来算命，这种披着高科技外衣的“算命先生”，在科学成为国人新的偶像的今天，自然会使人深信不疑，谁要是怀疑这种算命先生，谁就是在反科学，这顶帽子的分量可不轻啊！如今将电脑用在赌博中，更是国人的一大创举。不管多么先进的东西，在中国这种充满了腐朽、没落气息的文化背景下，都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异。

这时，姑姑从里间出来了，穿着一件浅红色睡衣，头发有些凌乱，惺忪着双眼，但一双眼镜却毫无例外地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那双犀利的眼睛显得有些懒散。她淡淡地问：“怎么……来了？”这种问话语义模糊，含混不清，周文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赶紧切入正题，“大学毕业了……”

“没工作吧，告诉你上了也没用，如今大学生到处都是，你家一没钱二没权，凭什么找工作？不听劝，现在看你还犟不犟！”

“我想……”

“你上这几年学把家里的钱花了个精光，你爹快愁死了，干紧打点工挣钱吧！”

这时姑父突然插话了，“你连你奶奶都不如，老太太七十多的人了，每天捡破烂也换十块钱！你就啥也别想，老老实实上工地去打工，一年好歹也能挣个两三千！”

“我想……”

“你想！你还想吃天鹅肉呢！听说你做梦都想当作家，呸！我门缝儿里看人，将你看扁了！”

周文生脸涨得发紫，双拳紧握，呼吸急促，双眼充满泪水，呆了一刹那，转身向外走去。姑姑见此情景，赶忙打圆场，“平子，你姑父也是恨铁不成钢……得了，中午吃了饭再走。对了，你奶奶想回去了……！”

姑姑的话还未说完，周文生已出了门，飞一样地下了楼。楼上又响起了表弟那刺耳的声音，“平子，罐子，瓶子……哈哈哈……”

周文生不由向楼上望去，表弟那肥大的脑袋从玻璃窗里探了出来，正在兴高采烈地向自己叫嚷 ，肥胖的圆脸更宽大了，鼻梁上架了一副小小的眼镜，两只小眼睛向眼窝深陷进去，显得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