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方良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给赵玉荣写完回信并及时寄给她。他回来又把赵玉荣的来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想了一回，然后珍藏在日记本里。他有一个自订的书箱，是专门收藏赵玉荣来信的，高中三年，她给他的信一封不缺地收存在里面。他在信封上给每封信都编了号并注明写信日期。三年来，这只书箱一直伴随着他，开学带往学校，放假带回家来。如今他分配工作了，又带到了王集小学。这书箱不大，木板钉做的，外面刷了油漆，像个妇女的梳妆盒。吉方良总是把它放在枕头边，而且上了锁。想念赵玉荣的时候，他就打开书箱，一封接一封地读这些书信，默默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年他不知要读多少遍，以致每一封信，他只要看一看信封上的日期和编号，就能记起它的内容，有些段落，他甚至能够背诵。

他想起他在师范，她在高中读书时的情况。他和赵玉荣虽然不断有信来住，但并没有因此影响他们的学习，倒是双方都要在对方面前表现自己，都要拿出最好成绩给对方看，因此反而促进了双方的学习。如今吉方良虽然工作了，依然抱着这种想法：玉荣这么看重我，我在工作上要是干不出点成绩来，必然会让她失望；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拿出成绩给她看，也不枉她这么看重我，爱我。

上学期间，学校没有安排吉方良上课，而是安排他听了一些老师的课，因此他学习到不少宝贵的教学经验。但是，他把王集小学老师的课和师范附小老师的课相比，与在师范学习的《教育学》《心理学》原理相对照，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最普遍的问题是教法太死，让学生机械记忆的东西太多，启发学生理解记忆的太少，因此不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张景文是学校毕业班的语文把关教师，他带出的学生，每年的升学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反复强调个“熟”字，说“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很明显，这是私塾式的教学方法。听课后他设计了一些教改方案，期待着自己正式上课时改进一下课堂教学。这学期，学校分配他教五年级的语文，正好给了他一个实施他的教改方案的机会，他计划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语文课的教学进行一些改革，使学生学得灵活一些，实用一些，轻松一些。

人最难改变的是习惯，不论好习惯坏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王集小学的学生，习惯了老师们多年来使用的多记多背的语文教学方法，对于吉方良的启发式教学很不习惯，因此很难接受，他们总等待着吉方良讲解完课文，把问题的答案抄给他们去背。可是，吉方良根据他的教学安排，却要引导他们思考课文内容，充分理解，融会贯通，自己得出问题答案来，于是双方产生了矛盾。

一天，吉方良讲读完一篇课文，接着进行课文总结。

他说：“根据课文的内容，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读分析，请同学们说说看，这一课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问题提出后，大家一片愕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一人回答。半晌，总算有一个学生举手了，说：“吉老师，主题思想你还没有抄给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

吉方良很吃惊，进一步解释说：“主题思想不用抄，只要把课文内容弄懂了，理解了，认真想一想，就会自己总结出来的。比如，我们听《乌鸦和狐狸的故事》，这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我们从中受到什么教育？这就是主题思想。”

有的同学说：“说明狐狸很狡猾。”

吉方良问：“乌鸦怎么样？”

学生说：“乌鸦受骗了。”

吉方良又问：“乌鸦为什么会受骗呢？”

学生说：“因为它听信了狐狸的花言巧语。”

吉方良说：“对，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就会上当受骗。--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

班长李小锋有些着急，站起来说：“宋老师说，上级是根据国家编的参考书，不论哪个学校，都要服从参考书。你说的保证跟参考书一样吗？”

吉方良又是一惊，解释说：“参考书是老师教学的参考资料，不是规定各个学校的教师都必须照着参考书教的。”

学习委员周玉生见李小锋说服不了吉方良，也站起来说：“吉老师，我听六年级的老张老（指张景文。学校还有个青年教师张雨生，学生叫他小张老师）说考初中的卷子都是中学的老师批改的，他们并不熟悉小学的课文，所以批改试卷都是照着参考书的，你答的和参考书不一样，他们算你错，不给你分数。”

孙金铃恳求说：“吉老师，你就把主题思想抄给我们吧，我们记性好，背得快，你今天抄给我们，明天提问，我们保证都能答上来。”

这堂课尽管吉方良课前进行了认真备课，但由于学生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教学方法，所以教学效果很不理想，总结课文和课堂作业两项任务都没有完成。他从课堂上走下来，心里沉沉甸甸的，很难过。他想张景文是毕业班的语文把关教师，中心校语文教研组组长。于是他决定访问张景文，弄清事情的真实情况。

张景文听了吉方良反映的情况，说：“……老师启发引导，学生是能说出一些道理，但总不够全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语言组织上也有问题，考试时失分太多，一下子平均成绩下降五六分！这一来学校领导有意见，学生家长也有意见。”

吉方良问：“怎么会这样？学生只要道理说得对，语句有点问题也不能扣多少分，因为问答题主要是考学生明白事理，不像考作文，文章结构语言占很多分。”

张景文说：“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学生知识面狭窄，用词造句欠当，道理说得不够准确、全面、深刻。第二个是批改试卷的老师死啃上边给的标准答案，一点不灵活。这标准答案都是从参考书上抄来的，因此参考书上的意见成了唯一标准。稍有不同，轻则给半对，扣一半分；重则算全错，分不给……”

争论自然没有结果。吉方良想：难道只有死记硬背才能考出好成绩吗？仔细研究，这死记硬背也并非私塾的传家宝。私塾这种教学形式是孔子开创的，孔子是私塾的开山祖师。《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书，然而从《论语》中却看不出孔子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言论，倒看得出孔子教学也是采取谈话的方法和讨论的方式。可见，死记硬背是后来的教书者，根据封建的科考制度规定的。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俯首听命的顺民，必然要竭力灌输封建的伦理道德，要他们当作金科玉律，死记硬背，牢牢记住至死不忘；而儒家的学说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必读、必考之书。私塾里，学生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全部要求背诵。“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书全部背熟了，先生再开讲，学生也就容易懂了，这当然也有道理。只是那样太浪费时间，所以有的人读一辈子书，竟连一封信也不能写。现在是新社会，需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人才，不仅会读书、写字，更要能学以致用，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决不能只教学生死记硬背，只考虑多考几分，必须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来教育学生，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他想，不论教改困难多大，他都要坚持搞下去。也许正像张景文说的，“猴子不上套，多敲几遍锣。”学生慢慢就会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