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出生在军人世家，简直罪恶累累了

中国的执政伦理是重文轻武。政府如此，民间百姓更是如此。也许百姓是被政府引导成这样的，反正上上下下奉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只不过，政府的需要因时而异。

打江山的时候更需要武，所以武们吃香，领袖对武们那是恩宠有加，兄弟相称。但是江山一旦打到手，瞧着武们咋也不放心，兄弟不是兄弟，臣子不是臣子的。当然文也不放心，只不过视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有所先后罢了。大略来讲，就是稳定时期进文，不稳定时期进武。秦始皇打了天下，第一件事就是销兵器。刘邦打天下时，有儒生找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蔑视，他当着人家面往儒冠里小解，表示不尿人家。可是江山到手后，武们在自己眼前不是耍酒疯，就是耍武疯，连殿里的柱子都被他们砍得一愣一愣的。于是儒生就派上用场了，驯兽一样，排练众官员文一班武一班，如何的进如何的出，如何的跪如何的站，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当年的小流氓如今以天子的身份在殿堂上高高踞坐，怎一个爽歪歪？以至于这个小流氓脱口而出：“吾乃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43

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一切，即使傻瓜，凭着本能也知道，打下江山后的第一个政策就是退武进文。

当然，打江山与坐江山之间，还有一个保卫江山。因为中国古代很民主，民主到日本人羡慕得流口水的份儿，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都可以做皇帝。面对秦始皇出巡的威风，刘邦与项羽爆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44以及“彼可取而代也”45的心声。这就导致，统治者打下江山之后，还得防别人学他的小样儿。所以刘邦打下江山后在老家沛县击筑明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46一句话，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但是理论如此，实践上这种警醒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坐稳了江山之后，就开始追求极致的享受了。因为坐江山之前，就是二杆子；坐江山之后，还是二杆子。比较从容的，不多哉。更何况，士大夫们深切明白，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而士大夫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也总自觉不自觉地朝极限方向发展，这就与王朝的终极利益产生了矛盾。王朝的终极利益是，江山永坐，羊毛慢拔；而士大夫的终极利益是，人走茶凉，乘着乌纱帽还在，羊毛能拔一把是一把，迟了就没戏了。士大夫拔得过分了，皇家的江山就难免出现震波。朱元璋明白这一点，才以一种农民爱护青苗、猎户爱护小鸟的心态去反贪。但是统治者总有松懈的时候。而且，也不能不给士大夫们一定的利益空间。就像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庄一样，公猪拿破仑的统治实力，建立在他驯养的那群狗的忠心之上。而群狗的忠心，又建立在一定的肉骨头之上。一句话，江山是需要守的，狗还是要养的。特别是江山不稳时，武就暂时的雄居上风了。比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愣是不想给他实权。可是没有实权，镇压就没有实效。所以清政府无奈之中，步步放权。太平天国一灭亡，曾氏就赶紧激流勇退了。再比如岳飞，平时不把高宗放在眼里，愣不愣横不横的。不但军事进止不听高宗指示，就连高宗生理有隐疾的事儿也不忌讳，动不动给人提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更是犯了军人干政的大忌。高宗再气也得忍着，直到最后忍不下，不好意思地弄个“莫须有”的名头，把他给收拾了。高宗血脉里还是有些憨厚，放其他皇帝，直接给你弄个反革命（逆反），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总之，乱世出英雄。袁世凯家族本都是读书人出身，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举，但是由于清朝面临末世，更由于清朝制度，没有专业分工，没有职业院校，只有读死书，死读书这么一条道，导致好多文人须得是多面手。比如林则徐，京官外官、言官武官、河工水利、狱讼夷务……样样得拿，样样半通不通。袁世凯家族呢，也许本性就是文武双全，也许是旱鸭子被赶上了架，总之，都免不了带兵打仗的差事。

这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袁甲三。袁甲三做文官也很厉害，在京时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御史、给事中。以参奏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而声名大震。巡抚们都被免职不说，就连载铨这个王爷也被免去侍卫大臣并罚三年工资，端的是敢把王爷拉下马。做武将更厉害。1853年（咸丰三年）外放，随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至军营，剿办捻军。先是帮办文案，后亲自带兵。得既是同年又是同学的曾国藩推荐，驻防临淮。长子袁保恒、侄子袁保庆随其参军。1855年遭同僚诬告，解职回京。当地百姓不舍，跪泣阻拦。朝旨命两江总督怡良查办，虽得昭雪，但并没有恢复他的职务，于是他回老家事奉母亲去了。而甲三一离开安徽，捻军势力就乘机发展到了与安徽接壤的河南东部。包括两江总督怡良在内的地方官员交章推荐，要求政府重新起用袁甲三。怀远百姓胡文忠更是卖掉自己的女儿作路费，徒步走到京师，请求都察院让袁甲三回安徽镇守，因为他的状纸没有被都察院接受，竟怀揣状纸上吊自杀。47咸丰帝听了，大为动容。1856年，朝旨命甲三随同河南巡抚英桂剿灭河南捻军。袁甲三到归德（河南商丘）召集旧部三千，连战连捷，从河南打到安徽，一直打到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捻军首领苏天福被逮，张洛行孤身逃跑。朝廷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其子袁保恒也赏侍讲衔、赐花翎，1857年被升任为太仆寺卿，赏戴花翎。1858年，朝廷命袁甲三督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剿防事宜。不到三月，河南捻军即被消灭干净。可是由于钦差大臣胜保屡次参劾，把淮南失守的责任推给了甲三。1859年，诏责袁甲三只防不攻，没有直捣贼巢，日久无效云云，著回京供职。湘军统帅曾国藩闻之，曰：袁一走，“中州事恐遂不可为”。48湘军名将胡林冀也曰：袁本人不足惜，胜保弹劾袁也不足深怪。只是“袁在尚不能支，劾袁而袁得所……袁公毕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49意思是说，袁不在，他自己倒是回京乐得清闲了，我们这里却更难为了。更关键的是，他不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更是难得的忠臣。这一点，连咸丰帝都发现了。袁甲三父子回京后，咸丰与袁甲三独对达14次之多。50认清袁甲三的才干与忠心后，咸丰马上任命袁甲三为漕运总督，并且暗示袁甲三，将以他代胜保的钦差之职。1860年，咸丰下诏责胜保无功，撤其钦差大臣，命往河南督办剿匪事宜，袁甲三被升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咸丰帝甚至召见在京的袁保恒，亲自过问袁甲三的身体健康，认为他太胖，在战场上过于劳累，自己不放心，所以责保恒随军护理。这种恩宠世上少有，大小官员闻之无不惊骇，羡慕的羡慕，吃醋的吃醋。树大招风，袁甲三此时也知道走江湖要低调，不能让同僚们犯酸过度。保恒有了战功，手下欲上报，让袁甲三给制止了。咸丰帝知道后，还专门告知袁甲三，以后保恒有功，亦应实叙，不必引嫌。51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逃亡承德后，袁甲三欲引兵北上保卫北京，被咸丰阻止了，认为临淮前线更需要他。咸丰死后，政府颁赏咸丰帝遗念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表一只，玉扳指一个。又是难得的异数，甲三感动得涕泪交流，益思鞠躬尽瘁报答天恩。1862年（同治元年），因安徽巡抚翁同书（著名的状元帝师翁同龢之兄）被曾国藩弹劾（折子是李鸿章同志代写的，由此导致李鸿章与翁家的恩怨），袁甲三也受了连累，交部议处。袁甲三身体本就有疾，正休病假中，这下更没兴致了，遂起了告老回家的念头，又续请病假一月，保龄也至临淮侍奉。曾国藩给北京上奏，给袁甲三作了诸多解释，并以其要侍奉八十岁老母为由，建议政府批准其退休。可政府就是不批，认为他一走两淮更空虚了。其时，儿子袁保恒被升了侍讲。袁甲三又想把军务转交给他，与曾国藩商量。曾国藩觉得这孩子“有治军之才”，可一下子让他当统帅，“则资望稍嫌不称”。52随后，袁甲三又奏请由署安徽布政使马新贻暂统其军。年底，袁甲三终于如愿，领着保恒、保龄两个儿子回到了老家。

虽然回到了老家，但是也没歇着。一是叛将苗沛霖威胁到了河南的安定，二是河南府陈州及项城等地都是捻军活跃地区。袁甲三遂在地方号召团练，袁保恒做帮办。父子两个搞得很成功，苗沛霖入豫未成，张宗禹攻陈州未得。1863年，袁甲三病死，享年58岁（袁世凯也是58岁，与这位叔祖寿命相同）。政府赐谥“端敏”，在陈州、临淮建专祠纪念。擢袁保龄为侍讲学士，袁保恒为内阁中书。

甲三之后，袁家兄弟子侄全凭着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神，奔赴前线效命疆场。虽然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比较短暂： 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享年49岁。1878年（光绪四年），袁保恒病死于开封任上。享年52岁。1889年（光绪十五年），袁保龄病死于旅顺任上，享年49岁。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位官风不好的。袁保庆在江南盐法道任上，除了察看河工，督办盐务，还指挥江防水陆各军，终因操劳过度，感染霍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袁保恒的死亡，更是与著名的1877年（光绪三年）河南大灾相关。此年，河南遭遇了真正百年不遇的旱灾与蝗灾。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被革职，朝廷以东河总督李鹤年署理河南巡抚，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面对河南人民的惨状，袁保恒泪如雨下。惨到什么状态呢？袁保恒此行带了侄儿袁世凯，袁世凯在写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云：“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