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此的回复是:“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鲁迅这是第二次声明:能办好女师大的的校长目前还没有。既然如此,许广平们的驱羊运动不就是为驱逐而驱逐么?更何况,杨荫榆的前任、鲁迅的终身挚友许寿裳也是因女师大一些师生的不满而辞掉校长职位的。还是那句话,当时的驱杨,既有校长职位之争,更有国共制造政潮之意。
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学潮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员,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学潮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用吴海勇的话说,鲁迅本来是女师大学潮的局外人,但是“与许广平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再也做不得局外人”。于是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
记住这里,许广平做了训育主任也是这样干的。
5月12日,鲁迅还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师生联席会议,就是这次会议,让驱杨运动进一步升级:有恃无恐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布校方开除学生决定无效,而他们开除校长则是有效的,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并派学生轮流把守校门,杨荫榆身为校长,竟然进不得校门了。至于许广平本人,在大家的推举下,手拿封条亲自封了杨校长办公室的门。鲁迅呢,亲自给许广平拟写呈教育部公文,对杨荫榆进行诸般恶毒指控。
也许觉得这些还不够过瘾,所以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又换一副嘴脸了:“群众是浮躁急不及待的。……简单头脑的学生,的确敌不过金钱运动背有靠山的‘凶兽样的羊’,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学校前途何?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然而果真驱逐了么?恐还只有无益的牺牲吧!可咀咒的自身!可咀咒的,万恶的环境。”
不消说,作为被人怂恿的学潮中的领头人物,被开除了,一时可洋洋得意,可是事后会发现,学生中也没几个真正支持自己的,情绪当然一落千丈,开始埋怨“群众”了,可是却依然打着为“学校前途”的幌子。若真为学校前途,有这样无政府主义般的不负责的闹腾的么?
群众不可恃,但是正在升级为情人的鲁迅却是可恃的。5月21日鲁迅应自治会要求前往女师大开会,开会回来,晚上写下了恶毒的《“碰壁”之后》,于6月1日发表于《语丝》周刊。文中说当天开会,听到有教员说学生“你们做事不要碰壁”,有学生回说“杨先生就是壁”——据许广平回忆,这个所谓的“有学生”就是她本人,是她直截了当地如此回复的。真不愧是妇唱夫随,于是周大师灵光一闪,写下了如此下流辱人的文字:“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5月27日《京报》上还出现了鲁迅拟稿并联合周作人、钱玄同等总计七人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于是许广平又有了底气了,正如她5月27日晚上致鲁迅信中所言:“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除此之外还骂杨氏:“以婆婆自居之杨氏,总不甘心几个学生安居校中,必定两败俱伤而后快。此种很毒自私的心,恐历古以来,不易寻第二人。”
记住这里,许广平不但骂杨氏为“婆婆”,且认定世界上找不着如此这般的“第二人”,事实上一年之后她做了训育主任就堪比杨二了。鲁迅更是横刀勒马,帮许广平叫骂不已,且和许广平一个口径,把杨荫榆和学生的关系比喻为婆媳关系,并且时不时的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下“妇姑勃谿”这个典。鲁迅骂杨最歹毒的是他的《寡妇主义》一文,这里有必要重点解析一下。
第一,文中把杨荫榆骂作“寡妇”和“拟寡妇”,并解释曰:“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鲁迅这样骂,既失厚道,还有为许广平而不惜自戕的劲头。试想杨荫榆若是“寡妇”和“拟寡妇”,你老人家不就顺理成章荣登“鳏夫”和“拟鳏夫”的宝座了?你和杨荫榆本是家庭那个叶蔓下的一对苦果,又何必同类相嘲呢?
第二,文中谈到了杨荫榆这种“寡妇”和“拟寡妇”的性压抑及其后果:“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
各位看官,你们说这文字是说杨荫榆的,还是鲁迅大师的自画状呢?杨荫榆压抑性欲,个性变态,大师的性欲释放给谁了呢?朱安终身是你婚姻的陪葬品,未拆封的礼物;你和许广平这个时候,一个是45岁的“鳏夫”教师,一个是28岁的在读剩女,双方既使性了,也是刚刚的事!怎么好意思骂别人?
第三,关于教育理念,鲁迅痛骂杨荫榆想把女生们教育成“未字先寡”的人,所以他很担心这些女生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 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这个更是自打自嘴的话,因为她的“广平兄”日后恰恰就是这种转向。
5月30日鲁迅的回信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害群之马”——因许广平等六人被开除时校方布告中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之语。从此这称号成了鲁迅对她的爱称之一,当然也成了许广平引以为傲的自称。
6月3日,许广平的《六个学生该死》在《京报副刊》发表。文中把杨荫榆恶心为“专制时代的君上权威”、“哥仑比亚教育家”、“‘国民之母之母’之婆”,“鼓掌狂笑”的“悍姑”,而六个学生,当然就是被休的可怜兮兮的“媳”了。
6月5日早上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谈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海五卅运动的波浪传到北京,北京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差点肉搏起来,“说是什么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于是许广平“废然”“返校”,“所可稍快心意的,就是走至某一大街时,迎头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转口高喊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过之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至不可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
许广平当然知道自己这样搞形同泼皮无赖,但又为这种泼皮无赖的精神自豪且以撒娇的方式炫耀给鲁迅。总之,有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私下做情人,公开撑腰子,许广平的精气神儿自然旺盛许多,6月17日致鲁迅的信中表示,为了把杨婆子干掉,哪怕被人利用也不管了:
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但是对方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设法第二步建设的防备,这是我个人的自我见解,但是攻击已成俘虏之势,建设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但也许第三者因我们的行为而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的行动,也甚似被人“利用”,这是世界的黑暗,傻子的结果,可见事情还是不要“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免得自己吃苦,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跳跑,结果你不果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