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被革命：打量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三）

1912年2月，鲁迅到南京上任。众所周知，以孙文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不被列强看好，四处转圈儿也借不到钱，所以部里仅供给鲁迅他们膳宿，每人月支30元由财政部临时发行的“军用券”以作零用。

期间，鲁迅差点被山西老俵、教育次长景耀月除名。一般的说法是，鲁迅强项硬气，得罪了次长景耀月，所以乘教育总长蔡元培北上迎袁之机把鲁迅名字划掉了，幸亏蔡总长回来又给补上了。许寿裳也说景耀月“只知扩充自己势力，引用私人”云云。可是，蔡元培、鲁迅、许寿裳，这仨人名字往那一排，谁都能看出，他们都是同乡——浙江绍兴人，还都是同党——光复会的……所以，做人不能这么倒打耙子嘛。

5月，教育部随政府迁往北京，这是袁世凯的天下，工资马上见涨。由于教育部尚未有正式任命，鲁迅5月至7月每月临时津贴60元。8月，由于蔡元培的提携，正式任命下达，鲁迅先是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钦定”为佥事，后是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吴海勇分析，这两个官衔不是一回事，前者约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制度中的职级，后者是职务；两者虽然都算是正处，但前者乃“钦定”，撤换权限不在教育部，级别要比后者略高。8月至10月领取的都是半薪125元，11月领取足额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为240元，1914年7月增为280元，1916年3月达到300元。后袁世凯世代，也就是1917年才不时的有所谓的欠薪与半薪——要知道，1919年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月薪才8元，所以鲁迅成了民国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肯定的。比起那个落魄到掉河里淹死的“可恶的”范爱农同学，鲁迅运气够好了——鲁迅赴京不久就听说了范爱农的噩耗，他说范的水性极好，可能是自己不想活了。又听人说，他走后范爱农还经常给人嘀咕：说不定哪天鲁迅就来信叫我去呢。可是他先去彼岸世界了。

富了且不说，鲁迅还当上他当初最讨厌的官员了，成了自己在东京时就咒骂的“升官发财”之类，而且这工作一方面可说无聊至极，另一方面却是舒服至极，每天除签到外基本上无公可办。用鲁迅日记里的话来讲，是“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按同事冀贡泉回忆：“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按周作人说，鲁迅一般是早上10时前起床，洗脸喝茶之后再往部里去（鲁迅坐人力车上下班，他当时所住的绍兴会馆离教育部三里地左右），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只有一次是见到中华书局送来一本《欧美小说丛刊》，鲁迅大为高兴，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里的名义发了出去。周作人说：“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但这已是1918年的事了。而且鲁迅虽没给兄弟们讲过，事后却给读者讲过，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有意思的是，就是鲁迅自己，也从里面拿东西，只不过自己不说，别人说出了而已——他从里面拿出了教育部同事钱稻荪祖父的殿试卷，送给了钱稻荪。至于拿了其它没有，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都是不拿白不拿，都是玩完。这个现象，倒是可从中国近代一直延伸到中国当代，二杆子闹革命，向来如此；二杆子执政，也是如此。最后周作人还记起一个，就是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要求旌表母亲节孝的，但旌表却给写成了旅表云云。这是鲁迅做公务员的大致情形吧。这么没意思的工作，他能一做十四年，也挺不容易的。

可以说，从1912年到1926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中，袁世凯称帝的本意可能是瞄准了德皇式的威权政治，因为他和大公子克定都特别羡慕富国强兵的君主制德国，但是盘子没扎稳，跌到地上更碎了。之后中国就乱套了，张勋复辟、北京政府参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建立、国民党建立广州政府、国共合作、北伐……这期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与次长走马灯的换人，更换过38次教育总长、24次教育次长，其中范源濂做总长最短的一期只有9天，易培基14天，马君武20天。鲁迅说他们不是来办教育的，都是来做官的——教育总长官俸很高的，月薪1000元，而北大校长是600元。鲁迅自己呢，虽然部里曾经三次大裁员，每次都闹得人心慌慌，但鲁迅坐得很稳，十几年没动窝，直到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好几个月之后，教育部才宣布辞了他的职。有心人发现，鲁迅一直称袁世凯为“袁总统”、“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开始称他为“袁项城”，1925年才直接称“袁世凯”。

这其间也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16年秋天，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已经很出名了，与国会同名。民国的国会议员吃花酒、捧戏子、哄抬妓女价格，早已是北京一景。北大师生也没闲着，同样听戏、捧角、逛胡同，与参、众两院齐名，所以民间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

鲁迅做公务员有的是时间与金钱（民国的教育部也确实宽松，平时上班几近半天制还没啥管理，晚到或不到，事后在签到簿上补签个名就成），但他没有“两院一堂”的雅兴，买古书、抄古碑，寂寞中忙个不亦乐乎，直到1917年8月，鲁迅在东京随章太炎读国学时的同门、《新青年》编委钱玄同的来访，打破了这种寂寞。彼时，《新青年》刚刚扯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先是1917年1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是1917年2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前者提出文学改良，后者提出文学革命，但并没有打开局面（随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晕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所以钱玄同希望鲁迅出手。鲁迅有些犹豫：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沉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说：然而几个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作人评价说：“鲁迅对于简单的文学革命不感多大兴趣”，“他的动手写小说，并不是来推进白话文运动，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要推倒封建社会与其道德，……他对于文学革命赞成是不成问题的。只觉得这如不与思想革命结合，便无多大意义。”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由《新青年》推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孔乙己》、《药》、《阿Q正传》相继出笼……一位文化巨匠横空出世！

有人说，鲁迅借《药》讽刺秋瑾呢。这是太不了解鲁迅了。鲁迅不讽刺秋瑾，他讽喻国民呢。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鲁迅虽然扛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改良派严、梁的路数，且比严、梁对于国民性、民族性更有通透的认识，何况他还深受尼采影响呢？所以他的白话小说，杀戮的不外是庸众愚民，呼唤的不外是民智、民力与民德！鲁迅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就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我同意“革命文学”之说，因为革的是国民之灵魂，人心里扔炸弹，可谓深度革命——我向来认为制度革命是第一层面，文化革命是第二层面，灵魂革命是第三层面。鲁迅的文学与呐喊，怎么着也是第二与第三层面的东西。

1919年5月，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四游行那天，有人打出的标幅是挽联，上写：“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旁边署的是“北京学界泪挽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学生闯到曹宅，找不着曹，就把章宗祥痛打一顿；之后捣毁曹宅又放了一把火，是为伟大运动的开端。作为教育部科长佥事，鲁迅与此没啥关系。他这个北漂要在北京买房，并将母亲、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全部接到北京来。他从二月份就开始看房了，一直看到7月才定下来。除了看房，他主要在发表文章，比如《自言自语》、《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

7月，陈独秀被国安约走喝茶了，随后，李大钊也躲老家去了，他们1918年开办的纯政论性的《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老好人胡适一接手，就刊出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奈何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没主意，所以对主义特别迷信。另一个与陈独秀同名的大愤青李大钊与胡适对上仗了，说，中国必需有一个“根本解决”，你瞧人家苏俄，一革命，啥都解决了。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的网路上还有诸多李大钊的传人，叫唤根本性解决，希望天上掉下个好制度，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也不想想制度他娘，文化是啥人儿。鲁迅毕竟是鲁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对当时的十月革命，有些冷淡，有些怀疑。他怀疑得有理。彼时，他另有事要忙，7月买定房子，然后就是装修。据马嘶推算，鲁迅将八道湾11号那套三进的大院子买下并重新修缮，前后花了4335元；吴海勇推算的则是3990.1元。据许寿裳说，这院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许寿裳说，自己就是相中其空地大，宜于儿童游玩了。许的回答是：“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由此可见，做了教育部七年小公务员，平时还要给弟媳妇儿羽太信子的日本娘家寄钱的鲁迅，经济实力杠杠的。

虽然对十月革命不感冒，但还有人给他邮寄《共产党宣言》。1920年6月，陈望道把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给了鲁迅。鲁迅可能泛泛地读了读。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很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

二弟周作人在北大教书（1917年鲁迅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的，1919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于1920年又创办了中法大学，鲁迅又给蔡元培推荐三弟建人去中法大学任非教科之事务，蔡校长抹了他的脸，没给办），经二弟推荐，1920年8月起鲁迅接受北大国文系兼职聘书（本来是周作人的接的小说史课，回来后发觉自己没有大哥玩得好，就让给大哥了，北大国文系系主任马幼渔也同意了）。之后，还在女师大、北师大、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处兼职，女师大月薪13.5元，世界语学校月薪15月，北京大学月薪18元，北师大月薪18元。别小看这些零碎，加到一起超过八个毛泽东！

1920年9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往上海，从此成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胡适想把《新青年》从色彩鲜明的苏俄轨道上拉回，未成；同年，中共正式建党。1922年，《新青年》停刊，传统的说法是陈、李向左转；胡适等人向右转——其实胡适没转，只是陈李太左，拥抱苏俄去了，气得胡适不跟他们玩了，赌气说要去整理国故，衬得向右了而已。鲁迅也还是鲁迅，没怎么转，但左看右看，同人都失散了，战友没了，阵也布不成了——用朱正的说法，中共的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与鲁迅都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但“鲁迅也没有有意识地和共产党建立更密切、更直接、更自觉的联系。”

鲁迅再次走向孤独。那就过自己的家庭日子吧。奈何家庭日子也过不好，要失散了。1923年7月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失和原因直到今天还是个谜），先是租房住，后是买了西三条胡同21号住宅，将原有陈年旧屋六间，改造成南屋三间、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的四合院。这次连买带修，马嘶推算共花去2000多元，吴海勇推算是1354.5元。

同年11月，发表《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的谈话。谈话中恶心了一些教育部同事，因为欠薪而装成了革命家：“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这些人只要把薪水十足领到，他就可以当官，并不是什么革命家。……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由鲁迅这番谈话，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判断，身为教育部官吏的鲁迅是不屑于什么革命及革命家的。

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鲁迅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分为上下两卷出版。朱正评价曰：“这还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看到这种评价我就想笑，想到中国总有这么一种人，别人强奸，他在旁边帮别人摁脚、掰腿的干活！

1925年鲁迅发了一个著名牢骚：“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民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这牢骚发得很好。中国人在历史的三岔口特喜欢做那朝三暮四的猴，被表面的说法所迷惑，实质问题却不计较，被骗也就是宿命啦！

这一年，鲁迅个人还是很有收获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闯进了他的生活。两个人是以写信开始的，写着写着，口气、称呼就都变了。单说许广平一个月之后的落款就变成小鬼了——其实彼时许广平虚岁28，很大龄的剩女了，叫老鬼还差不多，而且她是女师大风潮中的领军人物，杨荫榆开除她时称她为“害群之马”，不久这“害群之马”给鲁迅的信，就落款为“你的害马”了。这意味着，鲁迅家里也要闹革命了。

外面的革命闹得正欢。

其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去世，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批评孙“恃红党宣传费以生活”、“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专以大言欺世盗名”、“政治不满人望”、“党同伐异，轻举妄动，以图一逞”、倒行逆施提倡不合今日国情之共产主义、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勾结军阀、只见其手段未见其实现本来目的云云。于是鲁迅写《战士和苍蝇》攻击梁启超等人为苍蝇，褒奖孙中山等革命党为战士。

其二，鲁迅先是替许广平大骂女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鲁迅自己一直鳏居，却一点不避嫌，骂杨女士为“寡妇主义”；后是以许广平的同学刘和珍为主角，闹出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又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这事的直接后果是北洋中最敦厚实干的段祺瑞执政从此彻底告别政治舞台。至于鲁迅个人，1925年8月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以鲁迅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对抗教育部为由而免去他的教育部公职。民国好就好在这里，鲁迅根本不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立马儿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了——章士钊5月辞职未成，11月终于辞成了。年底，国民党的易培基做了女师大校长兼教育总长，鲁迅的官司也于1926年1月初步胜诉；“三一八”之后彻底胜诉。只不过，他的论敌——胡适、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派，在跟鲁迅笔战女师大学潮的时候，也不忘顺便讥讽下鲁迅搂着公务员饭碗恋恋不舍的吃相，典型代表应该是现代评论派的陈源，说鲁迅平时做出“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可把鲁迅恶心得够呛，以至于鲁迅不得不自我调侃“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

其三，“五卅惨案”发生。西方称学生为“暴动学生”，惊呼“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鲁迅对此表示不满：“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前，中国的大学生已经被社会娇宠得不像话了，据1917年暑假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杨晦回忆，那时的北大学生已经自由到“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的地步，“巡警见了北京大学几个字，连忙离得远远的，不敢惹”。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的运作，更是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以至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可是鲜有人知，学生也有不亚于丘八的诨名——丘九！

鲁迅也要走了。外面的革命好闹——事实上也就国共两党的李石曾、易培基、李大钊、丁惟汾、徐谦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曾是政府公开通缉的，鲁迅等人上黑名单则仅限于报纸谣传，且不久人家老段就下台了，鲁迅恢复了教育部公务员职位，啥事没有；但家庭的革命不好闹——娘亲大人与原配朱安四只眼皮底下，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外恋确实无处安插。于是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同时南下。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许广平前往广州就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鲁迅则到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路费100元。

两人本来商量“分头苦干两年” 再说呢，但是没苦干多长时间，鲁迅就苦不下去了。跟许寿裳写信说：“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所谓的“无聊”与“失了生活”，一是眼里容不下同在厦大教书做事的胡适的信徒顾颉刚和陈源的信徒黄坚等人，众所周知，凡是鲁迅论敌的朋友，就都免不了是鲁迅的敌人了。用钱玄同的说法，就是“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何况顾颉刚还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与陈源的，在北京时更是与陈源背后嘀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参考日本学者著作而未注明，有抄袭之嫌云云，天天跟他们共事，鲁迅受不了；二是身边没有了许广平，生活有些抓挠不得呢。与此同时，身处广州的许广平也苦不下，热烈呼唤鲁迅改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何况南下路上她就在致信鲁迅说：“临行时所约的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确实守不住——鲁迅9月到达厦大的，11月就接到了中大的聘书。这聘书的发放，乃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指示下，恽代英、邓中夏、徐彬如、毕磊等人几次出面，与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谈判争来的，职位是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元。但鲁迅要走，怎么也得到学期结束吧。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大一切职务。

1927年1月，鲁迅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大本营，所以鲁迅一到广州，那边就把他当革命战士来欢迎来来看待了。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架梯子我也不上，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你们的掌声忽悠成烈士的，我才不干呢！

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