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被革命：打量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九）

对许广平来讲，早在1941年她就写过《如果鲁迅还在》的文章。因为不只儿子海婴经常表示“如果我的爸爸还活着，够多么好”，就是外人也常说：“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是多么好！一定给那些坏东西不容情地痛骂个畅快。”

骂似乎是自然的。但许广平说，如果鲁迅还在，上海肯定是呆不下去了。因为鲁迅的亲共，与蒋氏政府已构成“正面的冲突”，而且逝世前，鲁迅“已经在计划搬家的了”。那么往哪里搬呢？试看许广平的设想：

那么像许多文人一样参加到大后方去，一路向西搬移？我想也不可能。他的个性爱静，不喜欢搬来搬去。而且文学者的敏感他是有的，以预言者的姿态，恐怕他会洞瞩一切，早已在用文字来揭穿那些阻碍团结，制做磨擦，营私舞弊，任意屠戮无辜者的阴险毒辣等等。……在人们还没有十分觉到的时候，他却已经说出来了。因此就是去了，恐怕早巳栖留不住，像气候鸟一样感觉到应该立即飞去了。

往西北去吗？也不见得。首先是病体不能够吃得消苦。其次是团体生活与不断的集会，都是他所怕的。自然那里比较了解他，多少可以合得来些，但是作为他自己，是绝对不肯受人格外礼遇或特别优待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切的表现于文字的，纯乎凭着自己负责，并不是受有什么团体性的机构所约束的。所以去了反而容易使一些不了解的人作借口。一些人不是早己给他戴了红帽子，甚至死了五年的今天，×人办的报纸，因为在盐城捉到一些青年，就大肆宣传说他们“误投所谓赤色著作家鲁迅所主办之艺术学院求学”。仿佛鲁迅真是活着在“主办”“艺术学院”似的。

华北有他十五年生活过，也许可以关起门来著作罢。但是谁能够决得定！南下之后，他曾经北返过二次，都被压迫匆匆回来了。压迫他的不尽是外人，也有相煎颇急的。……所以如果他还活着，绝不会

自己跑去受无聊的乌气，那是一定的。

余下一条南下的路，在香港作客，比较是可以的罗。但是物质生活的高昂，那里可以容得一个寒士安居？想来想去，倘使他还活着，就是住处也不容易。

又假使他还活着，在现在的思想运动是怎样的呢?新近出版的《鲁迅三十年集》可以推见一切。如果社会还没有多大进步，甚或还有一部分在倒退，那么，那真不幸，他几年前写的文章，还好像是适用到今天似的。

看到了吧？除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西南大后方、西北延安、北京、香港，鲁迅哪里也站不住的。站不住也罢，如果社会没有进步甚或退步了，那么他的文章依然适用。说到这里，大家该明白为什么鲁迅的作品走到今天，却要逐渐走出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了。不是它不适用，而是太适用，容易引得大家浮想联翩的，所以只得撤了。当然也跟大家的联想能力有关，比如我中学时学中国历史，每每学到政府腐败，土地高度集中，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终于揭竿而起的当口，就会傻乎乎地问同桌：咱们现在是不是也该起了？因为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几个吃得饱穿得暖的嘛！但是同学们普遍没这联想能力，这让我很遗憾，中学时代是那么孤单，寻不着一个革命战友！

对“鲁迅如果还活着”这个假设最具有参照意义的，当是苏联的高尔基。众所周知，高尔基是苏联的鲁迅，而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中共苏共共同的抬举下，两人双雄并峙。虽然两人都是死于1936年，但中国的高尔基却没有经受中共的统治，苏联的鲁迅却在苏共统治下生活了N年。用我目前最喜欢的女学者之一金雁的话来概括：

高尔基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曾经不惜同整个知识界决裂而成为激进左翼的同路人，却在俄国革命成功之时与列宁冲突，成为“不合时宜”的代表。按常理说，他既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在列宁时愤然出国，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而且他从海外回来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突破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成为“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变成了统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应者”。或者如有人形容的，高尔基这只“海燕”已经“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

我觉得高尔基的矛盾与转向，可以综合折射诸多中国文人的境遇：

高尔基认识列宁、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响当当的向这个世界宣布：“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这一点应该与中国的陈寅恪相似：您主义再好，俺不跟您合作行不？叫俺单独呆着行不？

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高尔基大骂：“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我明白了，‘红色的人’和‘白色的人’一样同是人民的敌人”；“敌人是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民族的不幸”；“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得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才能抵得上高尔基的这种发现呢？王国维、胡适、徐志摩、张爱玲、林昭、顾准、储安平……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的！

1924年列宁去世后，谁能成为列宁第二，或者说成为列宁的革命接班人，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但最后胜出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在与党内政敌较量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既与列宁有交情、又在国内外享受盛誉的大文豪高尔基的支持，所以向侨居国外的高尔基伸出了橄榄枝，老高就这样晚节不保，扑向了斯大林的怀抱：日记与信件里以仆人自居，称斯大林为主人；不遗余力地歌颂斯大林为列宁学生、列宁第二、伟大领袖等等，直到马、恩、列、斯四大导师名头被其他马屁精串成羊肉串似的提将出来；热泪盈眶地对着全世界宣布，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对斯大林的劳改营制度叫屈曰：“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真理报》与《消息报》上发表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云云……

高老头这种谄媚的功夫，倒是中国的一个郭沫若就足以匹敌的了。

1936年，高尔基死了。斯大林那边造谣说，高老头是被“托洛茨基匪帮”谋害的，但大家更愿意相信，是斯大林本人谋害的，据说高尔基对他没用了；岂止是没用，还碍事呢，因为1937年，斯大林就开始肃反与大清洗了！

相形之下，鲁迅之死也有疑问，特别是鲁迅的家属，许广平女士和周海婴先生，他们很怀疑自己家的那个家庭医生，来自日本的须藤先生有鬼。但我觉得这种怀疑很是无理。能怀疑国民党反动派，都不能怀疑日本人的。想想当年日本人咋保护中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康梁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种子（当然也有政治使用价值），对于鲁迅这种纯文化种子，更没有加害的必要！

接着说高老头。不管怎么说，该死了，死了也好。斯大林亲自抬着骨灰（比毛泽东只做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强悍多了），为高尔基举行了盛大葬礼。至于盖棺论定，更是高得不得了。法国左翼作家纪德在追悼会上致词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再也不是反对派分子了。”以至于金雁一脸坏笑地在后面评议曰：“这真不知是对逝者的大褒，还是大贬？”

同样，毛泽东对鲁迅评价那么高，对鲁迅来讲，幸耶，不幸耶？

也许，陈独秀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于鲁迅最具本真意义，他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悲哉，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有狗有神，就是没有人！

其实神也不是神，被人当作打鬼的钟魁而已；狗也不是狗，沦落为民间所谓的“打狗棍”罢了。

历史走到今天，一些学者提出要消解与颠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我的意思是，一个中国文人，如果想要保持固有的高度与原本的节操，那么必须远离组织与领袖，距离愈远愈好。正如前面所述，不管是冯雪峰这种党的小角色，还是鲁迅最亲的人许广平，他们给鲁迅抹的那些油彩，确实有损鲁迅的人格与尊严。鲁迅就是鲁迅，他晚年对中共的亲近、对苏联的向往、对马列主义的服膺，应该像后来的诸多民主人士，只是时代潮流下的一次左拐。拐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碰壁之后，会自动折返回来，特别是以鲁迅的洞透与世故，没有他看不出来的局套。只不过，人死茶随别人泡，正如1961年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所评：“他今日在共产中国的地位，犹如高尔基在苏联，都是已闭了嘴的死偶像。”

闭了嘴，死偶像，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这大概是冥冥之中，命运之神给晚年净斗嘴了的鲁迅安排的命数吧。楚狂人歌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据说令孔夫子特别沮丧。我也沮丧，往者不可谏，也就谈不上来者犹可追。今天我梳理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就是谏往以知来。往不谏，能追上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