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开放之后，除了上海例外，其它口岸中英双方都有冲突。由于广州动静最大，口号最亮，所以一般人的目标都集中在广州。其实，福州的风景也不错，与广州比较起来，福州的反入城风波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与闽浙总督刘韵珂（1843年由浙江巡抚改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布政史徐继畲（1843年担任福建布政使，1846担任福建巡抚）有关。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哥们儿。1840年由四川布政使接替因定海失守而遭革职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这哥们儿有意思，战争初起时是个响当当的铁杆主战派，上任浙抚伊始就写折子打小报告说伊里布、耆英等主和派的坏话，同时整军备战、安抚难民，并且由于为官清廉而遭遇任内百姓好评。但是随着浙江一系列战事的失败，特别是林则徐第二－裕谦的战败身亡彻底改变了他，一下子从铁杆主战派转向了铁杆主和派，于1842年3月上“十可虑”折，告诉皇上打不得了，不能再打了，再打国内先乱了，攘外必先安内云云。除此之外，他还开始说伊里布的好话，希望皇上重新起用伊里布。等清政府不打了，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刘韵珂又上了一个“不可不虑”折，还是十条。虽然分析不怎么到位，但对和约签订后政府仍然会麻烦不断的预言则是准确的。总之，刘韵珂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官员，至少知道打也不是－因为打不过；不打也不是－因为和约签了之后还有麻烦。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 5月，刘韵珂擢升闽浙总督。刘韵珂担任闽浙总督的前一个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史无记载，不知道徐继畲在广州几个月的任期内是否与外国人有过亲密接触，但知他与耆英在广东的谈判副手黄恩彤是同年进士兼好朋友。黄由于参与《南京条约》及其后其它条约的谈判而成为中国主和派的著名代表，名声当然不怎么样。至于刘韵珂与徐继畲，也是中国主和派的主角儿，特别是当人们认定他俩的政敌一度乃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名声就更差了。民族主义与民族情绪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无视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公，这一点到现在咱们还纠正不过来。

可能是由于同属主和派的原因，也可能是性情相投的原因，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的合作很是愉快，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刘韵珂不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徐继畲又因懂夷务而被道光下旨负责福建开口事务，这让刘韵珂很省心。刘韵珂当然也知道，他的这位合作伙伴乃是大清大吏里最谦虚务实的官员了。1843年上任伊始，徐继畲就移驻厦门，边处理外事工作，边悉心探求国际地理与政治。厦门1844年6月开港，在那里，他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ffle）周旋了几个月。周旋中，受到记里布的中文翻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深刻影响。按雅裨理所言，徐继畲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刨根究底的人。由于问得太多，雅裨理不得不拿出一本地图集，用一下午的时间给徐继畲讲解，最后还赠给徐继畲诸多书籍，其中有一本《新约圣经》。令雅裨理略感失望的是，他所希冀的上帝的真理并没有进驻徐继畲之心，相反，后者居然把《圣经》当地理著作来看了－他拿着《圣经》问雅裨理其中的人名与地名。正是由于这种让清朝一般士大夫感觉屈辱的不耻下问夷人的功夫，一年之后，徐继畲写出了《瀛环志略》的草稿。五阅寒暑，数十易稿，终于1848年刊行。此书惊世骇俗，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流传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指南并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黄恩彤以贬低魏源的《海国图志》来赞美此书－“魏默深学博而不精，所著《海国图志》，搜罗也颇费力，但与外国舆图，未能有所依据，其见于列代正史者，似亦尚有遗漏”。问题是，昏睡中的中国，容不得早醒的人儿。所以，徐继畲的书，不但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倍受谤议。特别是他对美国共和政体的介绍，对华盛顿公天下作为的推崇，对英吉利雄富国力的赞叹，都成了标准的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大家谤得也对，因为直到今天，你若写书赞美西方的民主政体与社会福利，还有人拿白眼翻你，轻者说你有道德问题，重者说你有政治问题。所以，徐继畬理论上睁开了一只眼，实践上，还得走盲道，否则会被踢出局的。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被踢出官场了。

处理完厦门开口事宜之后，徐继畬来到了福州，接手福州开口事宜。1846年，道光提拔徐继畲做广西巡抚，刘韵珂竟然不舍得放他走，给道光皇上写折，说福建开放厦门和福州两处，特别是福州乃省会，断离不开夷务人才。徐继畲做夷务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夷人都偏执，不愿意与福建巡抚郑祖琛打交道。受此折影响，道光把郑祖琛与徐继畲做了对调，也就是说，郑祖琛做广西巡抚去，徐继畲留下来做福建巡抚。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人家郑祖琛做了手脚，知道夷务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计，所以运动了一下，才导致这个结果。不过，郑祖琛后来命运也不佳，人算不如天算，他到广西做巡抚，洪秀全一造反，他就因失职被革回老家了。

一般人偏向于认为，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那是妥协投降，大长夷人志气，专灭人民威风的。其实，大家误解两人了。两人很爱国，只不过，刘韵珂这种在战场上与夷人近身较量过且败得很惨的现实主义者与徐继畲这种比林则徐眼睛睁得更开的早期觉醒者知道口头爱国不行罢了，他们采取的，是曲线爱国的方式。

刘韵珂与徐继畲的曲线爱国，得归功于郦永庆先生的平反工作。郦先生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刘韵珂1845年给道光所上奏折中夹附的一个留中密片。由于清政府的公文邸抄制度，使得雍正皇帝始创的密折制度早已无密可保，洋人可以很轻松地得到这些内部参考消息。所以，有时候为了保密，臣子们就要求皇帝对自己的折片留中不发，于是折片内容就只有上奏者与皇帝本人知道了。夷人无由得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也无由得知。那么，密片中都说些什么呢？

福州是福建省会，开放给夷人，乃是道光的一块心病。不同意吧，一是怕夷人翻脸，咱打不过人家；二是怕夷人拿天津换福州，夷人早有这个意思了。两害相较取其轻，只好忍痛割爱了。刘韵珂聪明玲珑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密片中告诉皇上，他和徐继畲可以把福州弄成仅仅名义上的开港。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

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之后我们还要看到他的大儿子，英方翻译李泰国出场，儿子比父亲，可谓是青出蓝而胜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着中国谈判代表拍胡子瞪眼的；战争结束后，当上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来居然还想当中国的海军大臣，没弄成）到任，意味着福州的正式对外开放。这老头，比他儿子温柔多情。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这老实人甚至放弃在领事馆悬挂国旗的国际惯例，即使悬挂，也挂得七下八下。在外国人眼里，挂得象治丧的半旗似的。问题是，老李同志纯粹自作多情，福州当地官民并不领他的情。福州是由满洲人驻防的，他们对于强加给自家朝廷的条约表示愤怒；总督刘韵珂虽是汉人，但汉人对外夷的敌视绝对不弱于满洲人，甚至更甚，至少不弱于当年他们对入主中原的满族人的敌视。何况刘总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是外国人的死敌呢？只不过，由于深刻明白政府不是英国的对手，他把这敌视搞成地下活动罢了。

在多情的李太郭上任前，刘韵珂就与徐继畬密谋，提前做了手脚：第一，英商来福州做生意，不外是贩茶。英商看中的是武夷山的茶叶，刘、徐二人便派兵役在福州与武夷山的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英商不能直接进入内地收茶，中国茶商又惹不起卡道上的瘟神税官，只好改道广东。这样英商在福州干脆采购不上茶叶了。第二，英商到福州销货，刘、徐二人便劝导城内商贾不要与英商做买卖。同时表面上却仍对夷人“待以德意，使其冥然不觉”。

地下活动的灵感，估计不是刘与徐的原创。在黄恩彤的《知止堂集》中，有一封福州、厦门贸易初开时他写给刘韵珂的信。在这封信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黄恩彤看了刘韵珂所制定的厦门开口条约，感觉不错，给刘提建议说：夷目记里布种种诈虞，直同无赖。但是李太郭是所有夷目中最为安静一个人，在广东很老实，循分守法，并不妄为，如果能让他移住厦门，可期省事。

第二，黄恩彤告诉刘韵珂：厦门贸易初开，只能给夷人来虚的，不要来实的。夷商就为了一个财字，他们要厦门，就是为了距武夷山的茶近。如果茶贩子都从广东跑到厦门了，那就太麻烦了。如果能弄得商贩稀少，销路滞狭，夷人无利可图，那么就粤者多，就闽者少，刘大人就省心多了！

从第二个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刘、徐的这种地下搞法，灵感很可能来自于黄恩彤。不管谁的馊主意吧，反正这些传统观念中的投降派，并没有傻乎乎的一味投降卖国（中国民族情绪畸形的情况下，想认真执行中外条约的都叫投降卖国），相反，他们曲线爱国呢，这种曲线爱国比天朝流行的那种逗人玩的爱国秀要深沉多了，且效果很好（所谓的效果仅是站在民族仇外情绪方面，无关乎理性与国际规则）。据刘韵珂密片中说，最先摸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与之交易，无奈只好减价。减价也没人与之交易（当地商人谁敢冒着汉奸的嫌疑与得罪父母官的风险与夷人交易啊），刘为了让夷人赶紧离开，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离开的盘费。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算计的结果，从1844年开港到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至于1846年到1847年，居然没有一艘夷船再到福州做生意，愣是创造了福州名开实未开的奇迹。对此他洋洋自得，在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外国佬太傻，不知道刘、徐两位大人，特别是与他们一直打交道的诚恳好学的徐大人会如此作鬼，福州生意打不开，他们甚至想到以其它地方换福州了。以现代化的语境看，两大人这样爱国，咋也够格被称作爱国贼了。因为福州的这种不开放，给政府赢回的是面子与意气，给百姓赢回的则只能是生计的潦倒与挣扎－喘不过来气了。但是他们的这种玩法，深得道光的赏识：明的咱玩不过夷人，玩阴的总行吧？韵刘问题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们玩得太阴了，就象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似的，上级线人一死，他们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总之，当时的诸多爱国人士包括1850年2月继位的咸丰皇帝不知就里，反而把他俩当作了投降派。现在的学人也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这回事，继续骂他俩是汉奸。现实与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道，没办法，谁让你没有正面表演爱国秀来着？谁让你们的政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