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徐广缙与文翰：两个人比赛大话，但是都没大过巴麦尊

徐广缙任上，遇到了英方要求入城的第三位人物：新任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1848年3月，文翰到职。几次照会徐广缙，请中国方面派员前往香港商讨明年4月6日的进城事宜。徐广缙回复说：知道耆英为什么跟你们相约两年后进城吗？那是他知道，英人一进城就乱套了，所以，所谓的两年之期，都是他的权宜之计，逗你玩呢。现在的广州民情依然一如既往，没法进啊。

徐广缙这么说，也是实话实说。他在广州呆一年了，对于广州的民情及耆英的狼狈离任胸中了然，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他告诉文翰：通商才是本意，进城之事纯属无益。文翰给外相巴麦尊写信，告诉他：现在进城不安全，除非派部队占领广州一段时间，否则广州人民不会服劲儿。而且这样做的代价会使中英贸易暂时停顿。他还提出一建议：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北上，谈判无效的话，就封锁天津和镇江，对清政府施压。在等待巴麦尊回信的当口，他继续与徐广缙周旋。1849年2月，两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徐广缙说：百姓反对进城。文翰说：那好，我可以派兵帮助你们弹压百姓；还有，这事儿我还可以派兵船跑到天津，询问你们的京师大臣去，或者，开进长江阻运截漕，你看着办吧。

徐广缙一看文翰来硬的，就有些怯了，他怕学了林则徐，在广州激起事端，英军沿海北上，那他就成了启衅之罪魁了。于是他答应文翰：进城的事，他可以代奏皇上，遍贴誊黄，以践前约。文翰说：问皇上可以，但是1849年4月1日之前，他要看到皇上的批复。

徐广缙只好矛盾上交了，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请皇上“指授机宜”吧。3月25日，他接到了皇上的机宜：不妨酌量日期，允英使“入城一游”，不过，只准英人暂入，不许常住。问题是，徐广缙这个时候又不打算接受皇上的机宜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听说英夷真的要进城了，广州绅民纷纷动作起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团练、乡勇，城内城外组织起了十万人马，捐款也凑集了数十万两。徐广缙一看这阵势，自我忖度：英国必不敢进城了。于是他选择了站在民情这一边，并且希望通过广州反入城领袖之一、在籍绅士许祥光而操纵这股民间力量。3月27日他再次给道光上折，说：看样子，英人进城万不可行。如果咱们拒绝他们入城，不见得边衅立开，但是同意他们入城，国内倒会立起兵端的，因为民情汹涌。他的合作伙伴叶名琛说得更明白：边衅虽然可虑，但是民变更为可虑啊！至于英船扬言北上，则可能是假的，拿大话吓人罢了。

恭喜两位父母官，他们蒙对了。这时的英方，真的没有北上的意思，文翰真的在拿大话吓人，因为欧洲的1848大革命尚未结束，英国在印度侵吞旁遮普省，远东兵力有限，腾不出手来对中国动武，所以巴麦尊指示文翰：广州不能动武，更不能带兵北上。在适当护送下，进城拜会中方官员，签订一个协议即可。

文翰绝对想不到，还有比他更大话的，这就是他的对手，中国钦差徐广缙。鉴于文翰所说的4月1需看到中国皇帝批复的日期来临了，而他3月27日的奏折离到京还远呢，更别提拿到皇帝新批复了，于是他在愚人节这一天，跟文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当然更是拿自己的人头开玩笑，他说自己在3月31日接到了皇帝的批复，旨中云：“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起事，扰我居民。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钦此！”茅海建先生经过一番考证与推论，对此下结论说：“徐广缙4月1日照会中所引上谕，确实不是出自圣裁，而是私自伪造的”。只不过徐广缙运气好，手脚也好，做了诸多弥缝工作，既蒙过了道光，还蒙过了文翰。道光就不说了，反正难免被臣下蒙，可笑的是文翰，没想到中国高干也会玩愚人节游戏，所以他通过外国在华报纸《中国丛报》通告英商：目前的情形下不要盲目进城。同时递交照会质问徐广缙：“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他要求偕同新任驻广州领事包令前来总督衙门会谈。徐广缙拒绝了，只同意在城外会谈。文翰觉得城外会谈丢脸，遂照会徐广缙：前面与耆英所定进城之约，已得皇上批准，虽没有履行，但必需存候，现在，咱们不再辩论进城之事了。文翰的意思是，进城之事暂时搁置不议，但徐广缙却理解为，以后再也不辩论进城之事了。与此同时，绅商许祥光和伍崇曜又如此给徐广缙解释《中国丛报》上的通告：文翰已在新闻纸上遍告各国罢议入城了。夷人举动，无论大小事件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仰且各国通知不能更议。于是徐广缙兴奋地给道光上奏说：英人以后永不提进城之事啦！

道光一听，心花怒放。表扬自己的钦差说：“所办可嘉之至”，“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干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也”。实在是笔难尽述了，所以道光对一干人等加官封爵：封徐广缙为世袭子爵；叶名琛为世袭男爵；广州将军穆特恩等多人按照军功例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许祥光及候补郎中伍崇曜各赏三品顶戴，前者以道员随时补缺，后者归部选用。其他文武官员与广东百姓，也得到了道光的大力表扬，并着徐广缙分别保举。皇帝这么一奖赏，广州官民干得更欢了。督抚在各大庙装模作样地奉献还愿的祭文，广州人民更是开始盖高大的牌楼以资纪念，并刻写一幅“众志成城”的扁额献给了他们的督抚。总之，广州的反入城，被大清上下当作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君臣上下，堕入了空前的喜悦之中。

为什么广州人民如此执着地反对英国人入城呢？

茅海建先生剖析说：“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结局，已经掌握了比当时人们更多的国际知识，也实在不能找出入城一事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之间的联系……既然今天的人们尚不能找到反入城的理由，那么，当时尚未看到入城后果的人们，对此自然不可能提出确实可靠的理由。”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广州人民反入城，也没啥明确而具体的理由，顶多是一种笼统的盲目的仇外情绪。

拙著“第一次挨打”剖析说：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英夷在广州经商一直以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广州人民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三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中男不尊女不卑、一夫一妻、腥鸡膻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四是，三元里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儿来了。

按马士的解释 ，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行商、行商雇员、通事、买办以及依赖衙门而生活的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规费与津贴等名目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

周力女士把反入城定性为：它是一次重新关闭国门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观的惰性延续，是对国际交往中契约制度的本能抵制。总之，它是落后的、惰性的、违背契约精神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广州人民就是不让外国人入城，爱咋地咋地。英国人呢，也邪门上了，尽管他们知道，进城对他们来讲，根本无关乎商业利益，因为中外贸易集中在城外的商馆地带。如果广州人民根本不反对他们入城，他们不见得非要入呢。比如上海，“因为中国人并未坚持把外国人排斥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留居在这观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里，他们经由英国领事获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筑房屋的权利”。总之，广州的华夷双方就是一种情绪的较量，一方不让入，一方偏要入。傲慢与偏见主导下，双方都把面子问题当作了原则问题。有人欢乐就有人愁，当中方堕入反入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英方肯定会陷入恼怒中。他们的外相巴麦尊更是勃然大怒，8月18日他写信给文翰，说：“现在他们似乎正在鼓励和激发广州人民对英国人民的仇恨情绪；但是请他们不要自欺吧－英国政府一向所表示的容忍并不是由于软弱的感觉，而是由于强大力量的闻觉。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

虽然恼怒，但正常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循的。巴麦尊要求文翰向北京当局转呈自己致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耆英的照会。

问题是，跟中国这样的政府打交道，给它递送一个照会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这方面没人接收啊。

巴麦尊的照会先是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递送，但苏松太道麟桂拒绝接收。理由是，只能由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收。

文翰一看不行，只好亲自出面了。到达上海后，说：上海不接照会，我就上天津。上海方面一看不妙，就接了。这一接就接了两份儿。一份儿还是巴麦尊致穆彰阿与耆英的，一份儿是文翰自己致耆英的。巴麦尊那一份儿吧，比较简单。只说徐广缙在广州的所作所为有碍中英友好，请中方同意英方简派大员上京面议，解决相关事宜。文翰那一份儿，除了夹附他在广州给徐广缙的照会抄件，另外声明了诸多意思：第一，按照条约，不只两广总督，闽浙、两江总督都可代投外国文书；第二，上海官员不知条约精神，导致英国照会几个月送不出去，希望中方以后能执行条约邮程，快速传递，免得英国船只又是跑到上海，又是跑到天津的。第三，我的照会与巴麦尊的照会，是两件公文，请中方各回各的，千万不要混到一块儿回复。第四，我已查过了，上海至北京的书信，来往也就几日之久，所以我就在上海等候了。你们快点，免得我还得派船北上，甚至亲自北上了。

这个时候，道光已读不到英方的照会了，1850年2月，他就升天了。看到照会的，是他的儿子咸丰。咸丰皇帝看过照会后，下了好几步棋。

第一步：指示两江总督陆建瀛：英夷动不动说来天津，老一套了，吓唬咱呢。他们的照会，咱原可不理的。不过，他们不通过两广总督递书，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以后动不动向在京各衙门呈递，成何事体？你转告英夷，中国人臣无外交，穆彰阿、耆英无法接信，以后不要妄投，赶紧南返，找两广总督去吧。

第二步，指示两广总督徐广缙：你在广东干得很好，英夷这次来上海投书，说不定有啥反间计呢。我着两江总督劝他们南返。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朕的厚望。

第三步，指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英夷吵吵着说要去天津，我已着陆建瀛劝他们回呢。只是夷性反覆无常，说不定真敢去呢。你布置一下，真去了，劝他们回上海。并晓谕百姓不必惊扰。

第四步，指示山东巡抚陈庆偕：夷性反常，说不定上登州游奕呢。请布置沿海防务，夷人果真前去，一定要不动声色。

第五步，以穆彰阿名义回复英方照会。为了表示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更为了显示中国人臣无外交的传统，穆彰阿名义下的这回复是回给两江总督陆建瀛的。由陆建瀛看过后再向英方传达。看回复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文翰明明说过，两份照会各回各的，千万不能混到一块儿，但是咸丰还是一锅烩了，且烩得很有趣：之一，接到贵大臣的信很惊诧啊，入城之事，上年不是说定，早就中止了吗？这事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影响各国贸易。之二，广州人民不让入城，就说政府懦弱不惩办，这不是知礼的人所能说的话。既然说两国和好，哪能对着人臣子说人政府坏话呢？之三，今后有什么事，别找我，请找广东钦差大臣。条约里只规定，中国办理夷务大臣可以替夷人代奏文书，可没规定中国大臣有义务给外夷回信的。之四，中国的驿站，是为中国传递文件而设，断无为外国传送文书之理。

咸丰下大棋的当口，文翰另派人跑到天津投信。直录总督讷尔经额汇报说：劝他们南下，他们不听。说，准其进口也要进口，不让进口也要进口。咸丰一听，比我还牛啊，那就接了吧。跟直隶总督分析说：夷人这是虚张声势呢，且借机寻衅。稍不检点，就会中他们的计。看咸丰的谕旨，感觉这最高领导不是逻辑思维有问题，就是脑神经有问题。英夷若是虚张声势，当然不用怕英夷，这信咱该不接还不接；若是借机寻衅，当然就不是虚张声势了。最后这糊涂蛋加神经分裂的皇帝，还是乖乖地命人接了英方的信。等接了信，听说英人也没找其它事，这傻皇上腰杆马上又硬了：看来，除了投信，他们也没啥计谋嘛。跟他们说，信已送往北京了，着他们回广州等候消息吧。还有，广州进城，本是根据民情，已作罢议了。既已罢议，还饶什么舌？

咸丰正因为文翰投信之事而手忙脚乱的当口，发生两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第一个：兵科给事中曹履泰给皇帝上奏，说：广州夷务，林则徐开的头，徐广缙结的尾，两人皆为英夷所惧怕。林则徐去年请假回老家，今取道江西养疾。现在英夷顽固不化，还是请江西巡抚速令林则徐上京，令其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皇上就永远没有外患了。

咸丰一听，激动恩。马上给闽浙总督刘韵珂下旨：林则徐回到老家福州没？若回到了，赶紧命他上京；若身体有病，赶紧让他养好，养好后再进京！

这个傻皇上，他把夷人当麻雀，把林则徐当吓鸟的稻草人了。

第二个，文翰呆在上海等候天津投文之际，上海教堂外的高高的十字架遭遇雷击，两江总督陆建瀛马上汇报：天意啊，足可夺奸民之魄解愚民之惑。这都是吾皇敬天爱民，感天动地的结果啊。咸丰听了，批曰：敬感之余，更感惭愧啊！

臣子敢架天梯，君主就敢哧溜着上，不服不行。

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服了。1850年9月29日，他针对中国交涉一事发表了如下经典语录：“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象中国、拉丁美洲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的心肠是狭隘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到八－十年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肩膀上。”

这段话是茅家琦先生自己翻译出来的， 先生客气，把我们通认的“大棒”翻译成了“手杖”。不管棒或杖吧，反正清政府要挨揍了。

就在巴麦尊准备再揍大清一顿的当口，这家伙下台了，继任外相们相继被中近东的紧张局势所吸引，暂时无力东顾，所以，再揍大清一顿的事儿暂时搁置起来。对此，马士如此总结：“事实上，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酝酿中；过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的两个美国同道也说：“悲哀的是，《南京条约》仅仅意味着休战，而不是中英两国宿怨的了结。”总之，大清再挨一次打，那是命中注定的，关键要看打人者什么时候有闲了。

乘英国无闲的当口，我们把镜头转向福州吧。因为它也反入城了，只不过与广州的风味截然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