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宝盒子是在小学三年级分到一个班上的，他坐前排我坐后排。

他在青藏上的学还是在老家上的学，老师一概不知道，不过他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跟虫子爬似的。班里原来有一个成绩坐“红椅子”底儿的同学，绰号胡闹。所谓“红椅子”就是每年寒暑假，学校都要公布考试成绩，从第一名一直排到最后一名，老师用红笔在榜上画一个大大的对号，成绩好的同学自然高高在上，成绩差的就落在了最下面，就是那个“红椅子”底儿。自从庄宝盒来之后，胡闹同学便把椅子底儿让给了他。老师经常揪着他的耳朵到前台示众，一站就是一上午。

宝盒子满脸无所谓的样子，老师在上面讲他就在后面做鬼脸、打手势，老师转过身来时他又装得一本正经，这让那位满脸雀斑的老处女班主任无可奈何，绝望之余，十指尖尖点着他的脑门儿，给了他一个最精辟的总结：

“庄宝盒，你十年活八岁，简直越活越倒退！习都白学了！”

“习都白学了”是我听到得最精彩的倒装句，“十年活八岁”是我听到的最经典的俗语。不过同学们都知道，生命不可逆天生长，庄宝盒当然不会倒退。他一直在长大，嘴唇上长出两小绺说黄不黄、说黑不黑的胡须，脸上生满了青春痘；他总是习惯地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微笑，挨老师批的时候也从不改变。我怀疑他戴着张假面具，从小学一直戴到中学，再到高中、下乡；即使是他独自待着的时候，脸上也总会这样微笑。有一回老庄喝酒失言，我才知道，那是庄宝盒钻木箱子时冻的，准确说叫小儿面神经麻痹症。

老庄转业，转到野狼沟的兵工厂，并不比青藏高原条件优越多少，但是至少大有进步。这里条件同样艰苦，艰苦到单凭思想觉悟很难留住。那时候全国都在倡导先生产后生活，首批支援“三线”建设的城市知青，背着背包，唱着战歌，扛着红旗走进山来，但是没过两年都灰溜溜地走了，有些人走时连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剩下的都是地方或周边地区的职工，因此，组织上为留住人才，才考虑要先生活后生产，因陋就简地建起了职工食堂、小卖部、托儿所、粮油供应站、书店等生活设施。

厂筹建处主任杨文革统揽全局，筹建处下面有后勤保障部，专门负责这件事，职工家属优先安排干临时工。我母亲自结婚生子那一刻，就遵循祖训在家相夫教子，想助我父亲成为栋梁，想把我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但这显然扼杀了她的才华，也无端消耗了她的青春。她生我姐那年十九岁，生我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一岁，搁在今天，还肩背玩具熊书包、手举冰激凌满街上卖萌，但她那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她学着南方人的样子，用背包带背着姐姐，前胸上挂着我上下班。

后来妈妈在厂里的小卖部得到一份工作，直接受杨主任的领导。杨文革的女儿杨心红是我的同学，他老婆马小萍也是临时工，在办公室做统计员。我妈妈被分配到蔬菜组卖菜，两个人的身份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比较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

马小萍虽说名字上有个小字，但人一点也不小，长得五大三粗，人们给她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大洋马”。大洋马每天都会到小卖部，统计进了多少货、卖出了多少钱，烂掉了的菜也要用眼估算出来。她总是怀疑蔬菜组的人偷偷把菜带回家，我母亲其实从来没有那么做过，因此心里气不过。每次，我母亲都会用脚踢着那些烂菜叶子，跟她讨价还价。不过，有一年冬天小卖部进了少量新鲜的韭菜，一小把韭菜被烂白菜叶遮住了，我母亲偷偷拿回了家，父亲硬是逼着她送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母亲便不再去小卖部上班，而是去了条件更为艰苦的食堂，这或许成为她一块难掩的伤痛。

我们家属于最早搬进野狼沟的职工家庭。山里没有学校，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子弟借读于当地山村的学校。上学的地方在海拔很高的山崖上，它背靠大山鹰愁峰，俯瞰野狼沟。学校汇集了远近十几个山村的孩子，连后山水磨头村的孩子也要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来上学。

我家住的山坳离学校并不算远，但是每天至少要走七八里山路，想走近道，就得像猴子一样地在陡峭的山路上爬上爬下。

山里孩子穷，平时衣裳穿得补丁摞补丁，脚下蹬着用旧胶轮车胎缝制的“皮凉鞋”。我和庄宝盒算是城里人，穿着“回力”蓝球鞋或是“白力士”网球鞋，脏了的时候就花二分钱买块滑石粉，沾上水擦一擦，这比他们多了无比的优越感。

当然，我们的穿戴也曾引起山里孩子的公愤，每每我们走过，他们便会整齐划一地喊着：“小白鞋，不系带，

尼龙袜子露一半儿！”

这首儿歌既有讥讽也有羡慕的成分。有一次我的网球鞋脏了，急着要去演出节目，就用白粉笔偷偷涂了一下，让农村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好一顿尅我。

庄宝盒总会想出许多办法，整盅那些忠厚有余而灵活不足的山里同学，比起我们来，他见多识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我还在对着地理课本，遐想青藏高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人家已经跟着爹娘走过好几回了。首次高原之旅可以追溯到在娘的肚子里，他趴着娘的肚脐眼看外面的世界。

那年代看电影，无非就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个广泛流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很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大家边看边哭，庄宝盒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无比感动。第二天我才看到，他把鼻涕全涂到了我的身上。

有一次看《新闻简报》，庄宝盒指着屏幕上一处山峰说：“看！唐古拉山口，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尽管我们都怀疑，他在娘肚子里是怎么记住那座高山的，但是还是无话可说，七嘴八舌地催他讲青藏高原的故事。庄宝盒总是吹牛，说他每次去都要走一个月，因为路太远了，孙悟空翻跟头，都翻晕了头，也没翻到他爸驻的山上。火车有时候不得不站起来跑一段，遇上飞机就像鸟儿衔着虫子一样，衔它一程，然后扔在地上再跑。他神密地对小伙伴们说，飞机的翅膀是会动的，如果它不动，不拍打翅膀把上面的冰拍掉，就会被冻住从天空掉下来；他还说山上的冰雪很厚，厚得可以坐滑冰车了。有一次，父亲的卡车一加油门，飞出去足足一百米，连布哈河都飞了过去。

唐古拉山多高、布哈河多宽，山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尽管这些山里孩子个个身怀绝技，抓着悬崖上的青藤，从这边荡到那边不费吹灰力气，但他们还是相信，庄宝盒比他们更有本事。在兵工厂进山之前，山里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更甭说火车飞机了，庄宝盒说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他说火车能站起来，飞机可以拍打着翅膀像鸟一样飞行，孩子们从来没有怀疑的余地。

他简直就成了真理的化身。看来迷信能产生崇拜，谎言说多了就成了真理。

有一回我试图抢庄宝盒的风头，说随着科学的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会发明机器人。机器人能帮着工人干活，会帮助农民种地，还会陪着人说话、干家务，甚至会跟棋手下象棋。这是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看到的。我半夜三更地站在父母的床前，哭闹着要买书，父亲拗不过我，陪我从县城新华书店把书买回来。这是一把开启智慧的金钥匙，我视若珍宝。我把书都翻烂了，记住了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甚至能背下书中所有的条目。我清晰地记得，书页中有一副插图：一个方脑袋、圆眼睛的机器人坐在那里下象棋，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无可奈何地皱着眉头，摸着头皮，他显然受困于不是机器人的对手。

“哈哈，一派胡言！如果有你说的这种机器人，我大头朝下，从山顶一直走到山底下。”庄宝盒挥动着手臂说。

从山顶一直走到山底，意味着要用手支撑着身体走出十里路，山里遍地都是砂砾，路边还时常伸出带刺的灌木；尤其是夏天，路面上经常会蹿出蜥蜴来，它们仓惶地跳来跳去，不小心就钻进凉鞋，被踩得血肉模糊。

我不敢作声了，好像我的描述从来就是一种虚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高中，成年以后我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学家分析是我缺乏自信。小时候我害怕庄宝盒和我打赌，即使我有一千条理由，在他的无理反缠中也会一败涂地。庄宝盒会在我的退缩中狂笑不止，他的追随者也都跟着笑得面目狰狞。我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有时一连好几天都在他们的耻笑包围之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在什么场合下，他们都会拿出这件事来羞辱我、笑话我。

从那时候起我就坚信一个真理，善良也是一种懦弱，善良的结果是倍受伤害。

好在有一个女同学总是在关键时候站出来，郑重地对同学们说：“我信！何书盒同学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我都信！”

她就是牛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