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日子过得虽然穷，但我们家有了一样电器——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是母亲带领我和姐姐到建筑工地上砸石子挣的，全家人砸了一冬天的石子钱让父亲给挥霍了。母亲让他卖了石子给全家每人扯一块布，缝件新衣裳过年，他却搬回家一个管听不管用的收音机，气得母亲两个月不让他上床。

四月的一天，山顶上的高音嗽叭通知要大家守在家里，接听从北京传来的重要消息。大家都觉得挺神秘，但厂领导就是不说，只是严肃地告诫大家，要做好收听收看，回头还要写心得。

那时候邻居们都没有电视机，听也没有听说过，收音机也只有我们家有，十几家邻居都集中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等着听领导传达的那个重要消息。父亲早早把收音机搬到窗台上，调好频率，还备了茶和烟。等从收音机传来响亮的《东方红》音乐声，并且知道是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时，小院欢声雷动，大家巴掌都拍红了，老庄都激动得哭了。

晚上天气晴好，大家听完东方红的乐曲便齐头仰望天空，希望看到那颗小小的快速移动的卫星。我则约着庄宝盒爬到后山上去，觉得那样离天更近一些。晴好的天空犹如一架浩渺的星盘，我俩被罩在星盘下显得无比渺小。他说卫星是白色的，闪闪发光，像涂了白油漆的月饼。我却认为卫星不可能涂油漆，更不可能是块月饼。卫星应该是红色的，要不怎么广播里总是说它是红色卫星呢。我俩争执不休，最终也没有结果。

后来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的瓜葛，剪不断理还乱，左右了我的大半生。我和庄宝盒既是形影不离的童年伙伴又是恩爱情仇的怨家，我们曾视对方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却又因为不同的生活道路而分道扬镳。

庄宝盒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兵，驻守在唐古拉山口。那里海拔五千多米，是青藏公路必须经过的关口。老庄说那里每年只刮一次风，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那里每年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四季气温零度以下。他说，当年军阀马步芳派了三个骑兵团护送九世班禅进藏，行至唐古拉山下时遭暴风雪袭击，全军覆没。一次，老庄开车经过山口时，亲眼看到一群大鸟想飞过山口，却被大风刮得跌落到山涧里。

十岁的时候庄宝盒跟随父母告别青藏，回到内地，我们就成了邻居。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各自有了工作，我俩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

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初中毕业，在一家国营发电厂工作。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资待遇不高但政治待遇不错，除了经常参加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还住着一套日本人逃走时扔掉的红顶房子。他曾自豪地告诉我，当年红房子里住的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现在却是我们一家四口。

刚解放那年我父亲考上的初中，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父亲的才华不浅，他从六岁就临摹颜真卿的帖子，还私下里自学过西洋油画，因此，电厂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搞成果展览，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还被抽调参加全省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成就展览会筹备小组，一待就是半年。我父亲很珍惜领导对他的信任，也很享受这份荣誉，他满怀信心做一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

那时候非常讲究出身，我爷爷当过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这成为每次运动的护身符，从没有人打我家的坏主意。但有一件事让何家尴尬，这就是我爷爷虽然是英雄，却只是个传说，一点儿证据也拿不出来。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他离奇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勤务员，一名叫雷恩辉的小战士。解放后，组织多次考证也没有给他下定论，就这么一直搁置着。严格地说，我父亲一点儿也没有沾上光，倒是背上不小的嫌疑。不单我父亲背黑锅，凡何家人一律灰溜溜的，遇上运动就担惊受怕，唯恐组织上弄出个叛徒、逃兵什么的罪名来给扣上。

我父亲以他的实际行动向党证明，他是一个无产阶级后代。生我的那一年，国家先是面临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断奶，后又面临美帝国主义叫嚣反攻大陆，经常派特务爬上岸，甚至密谋破坏我们的工厂，形势非常严峻。父亲神情庄严地对母亲说，国家决定要把工厂搬到深山里，搬到敌人飞机侦察不到的地方，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军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要向深山老林大动迁。

我母亲担心地问到那里吃什么，父亲学着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希里的样子，把母亲抱在怀里，拍着她的后背，幽默地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母亲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很担心，这意味着我们家也要跟着搬。父亲含混地说，他已经向党组织写了决心书，决心书上只写了三句话：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整整十年，我父亲蜗居在大山的兵工厂里，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普通电工。那里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不但远离沿海，而且山深林密，坐车到最近的县城至少要一天的时间。驻地叫野狼沟，显而易见，光听名字就猜得到多么荒凉偏远。工厂还有一个神秘的数字代号，对外统一叫做“三线”。

我一直不知道工厂为什么不叫厂名而叫“三线”，更分不清什么“大三线”“小三线”。问我父亲，他胡乱地编造说，厂区跑一天也跑不到头儿就是“大三线”，跑半天就到头儿了就是“小三线”。后来才清楚，原来“大三线”是按国家要求建设的大国防工业项目，而“小三线”是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兴建的小国防工业项目。

我父亲是第一批到达“小三线”的建设者，他不但自己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还把我们全家都骗到了山里。

和我父亲相比，庄宝盒父亲回内地却不怎么光彩。他在部队闹情绪闹了一年多。谁都承认他是个好司机，开车多年从未发生过事故。部队本不打算让他转业，但他坚持不懈地写请调报告。团里不批，他就挎包里带上干粮、水壶里装上水，天天到团长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后来看还不行，就去团长的家里坐镇。当时，团人的爱人请了一个月的假从内地到青藏高原探亲，人家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却偏偏赖在那里不走。

他之所以请辞与战友和他妻子的暧昧有关。老庄的老婆进高原生完孩子，住了几个月，就借口不适应，带着庄宝盒返回了老家。当时，跑那趟线的是老于。老婆来和走都是坐他的车，老于还替榆叶接生，这让老庄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问题的关键是榆叶回去后，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写信叮嘱，一定要让老于大哥看看，并且附了一张照片。老庄疑心生暗鬼子，拿了照片跟宝盒子比，一比就比出了差距，钻了牛角尖，借着喝酒和老于干了一仗，团长实在不好护着，从宽严带兵的角度批准了他的转业请求。

这些事是我长大以后偷听的，老爸对老妈说的。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屁大一点儿的孩子，什么也不懂。我只是和庄宝盒成了很好的伙伴，我的父母也成了老庄家的好邻居和朋友，后来他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都是我父母帮着摆平。庄宝盒也因此成了我家的半个儿子，一直到他上了高中，还是一天三趟地到我们家串门，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拿就拿，我父母对他毫无办法或者说一概由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