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万全家电超市，在白州市算是最大的一家家电超市了。坐落在白州市西区燕河路的中段，正处闹市区。

这个超市的前身，是白州市的第二百货商场，拥有近三百个职工。就在举国上下企改浪潮中改制的。

改制后，坐北朝南的五层大楼，装修一新。从五楼垂下的那几十条厂家广告飘带，红黄间隔。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由于飘带过长，被春末初夏燥热的风鼓得发出了各种怪异的响声。超市所在的地角，是白州市一条最繁华的街道。整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把这条马路称为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在明人眼里一看，这地角是商家敛财的聚宝盆。超市进出口，都铺着长长的红地毯。在红地毯两边，分别站着四位礼仪小姐。她们披着黄色红字的礼仪彩带，胸前挂着一朵含苞欲放的红玫瑰。商家独出心裁，要把超市的情和意送给每一位顾客。礼仪小姐腰上都挂着音响，只要顾客一踏上红地毯，这些音响就发出柔柔的、绵绵的、甜甜的，似乎有一种勾魂捏魄的问候声：

“您好，欢——迎，光——临……”

问候声，虽然不是出自小姐的嘴。可是，那些礼仪小姐始终露出八颗牙在微笑着。用那迷人的双眼，看着每一个顾客，出出进进。

进出口处的立体音响和超市内的各种音响交集在一起，闹得整个超市让人感到晕天混地。要不是看到眼前的人流，只听那各种怪异的嘈杂声，会使你误认为不是进了超市，而是进了一个偌大的牲口市。那种鼓破耳膜的迪斯科音响，交集着似鬼叫，似狼嚎的流行歌曲，在疯狂地嘶叫着。那迪声、那歌声，绞合着嘈杂的人的喧闹声，所产生的震动力，几乎要把整个超市鼓破。使整个超市成了一个狼嚎鬼哭的世界。说真的，在人们情绪低沉的时侯，听到这些流行歌曲，还不如去牲口市上，听那些驴叫声悦耳。

王长波和张长海，来到了东方万全家电超市。看到这一派喧闹的景象，似乎都高兴不起来。他两个没法高兴，王长波的父亲和张长海的母亲，都是这个东方万全家电超市前身白州市第二百货商场的职工。由于企改，他两家的老人都下岗了。两年了，没发一个钢蹦儿。药费无人管、保险无人投。这期间，第二百货商场的干部职工到市委、市府上访，王长波的父亲和张长海的母亲也都参加过。因为这事，王长波和张长海在私下里还乱发些议论……

那议论，自然不利于企业改革了，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了。

因此，他两都被局领导批评过。

批评，是封不住人们的嘴的。

王长波一想到这事，他就生气。他理解，改革，本来是对特权和垄断阶层利益的剥夺。使这些被剥夺后的东西面向全社会进行一次更超公平、更超进步的分配。每次的改革，都应该是向公平和文明、向社会进步的迈进。每一次都应该让大多数穷人受益。就像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有6个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在农村得到落实。使九亿农民都受益。

然而，在企事业改革中，人们看到的是在某些方面似乎成了为权力而改。这一改革，就改出了中国的富豪。这些富豪，不像外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获取的，他们在这一二十年中，完成了西方人的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资本积累，俗称“专题富豪”，这些富豪，是在权力资本化中生下的怪胎，他们经历了三次投机的“机遇”攫取了“三桶金”。一是价格双轨制，通过非常途径获取大量“平价”物资，转手市场而“发迹”；二是，官商互动或者说是官商勾结，搞“承包”的形式发包；三是，靠改制，即领导层收购（MBO），从而吞噬了国家最后一笔财富。在这种形式下，对一个企业说卖就卖，就是领导一个屁，使一个企业就成了某个人的了。这个人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对一般工人，改革常常是“减员增效”，“下岗待业”，“买断工龄”，“竞争上岗”。改革后的企业，留下的都是“精英”。这些精英大都是经理、科长、办公室主任。或者是精英们的七大姑八大姨。留下的这些精英们，有的就是靠吃现有国有资产的老本、租赁费。如果不够吃的，就卖上一块地皮。而且都是安排他们自己的亲信们来吃，都吃得有滋有味。再譬如，企业老总的年薪收入，似乎到了自己说多少就是多少的地步了。例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一年收入6616万元，平均每天收入18万元，中央电视台评选出的“2008年感动中国”的小学民办教师李桂林和陆建芬，月工资只有230元，和马明哲的年薪6616万元相比，是多少倍？一个马明哲的工资，相当6600多个大学生的工资，马明哲工作一天的工资18万元，相当“感动中国”民办小学教师陆建芬的工作60多年。马明哲一年的工资，陆建芬需要奋斗21900多年，差别为什么会如此之大？究竟合不合理？谁能允许这种现象长期下去？没有谁，地球都会照样转动。如果让马明哲滚蛋，可以解决6000多个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中国平安在过去一年的海外投资出现巨额亏损，238亿元投资亏本只剩下10亿元左右，2008年第三季度亏损又高达78亿元。像这样的无能之辈和“败家子”拿着国家的钱，去打水漂，早该撤职查办才对。可是却安然无恙，高高在上，还不知羞耻地胡说什么：“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像这种企业的改革，像这样随着权力利益的倾斜，人为地拉大差距，是有少数人富了，一个个上了首富榜，迈进了世界五百强。可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他们仍然生活在汗流浃背的工地上，生活在贫瘠的大山中，生活在生死难保的煤窑里。就是这些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你说看不起病，可是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直言：“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你说上不起学，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时所发表的见解和看法时。他直言：“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中国！老百姓不缺钱！”这是CCTV一个栏目中，芮城刚和几位专家谈内需时，专家冒出的一句话！（2008，令人目瞪口呆10句话2008年1月2日《杂文报》）第2085期第一版）

相反，有人不顾忌这些，却在大肆宣扬，什么逢艇叫豪华，逢飞机叫私人，逢房叫皇家，甚至一盒胭脂也把它说成是慈禧太后皇家秘制。满世界的舆论，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又回到了大清王朝，或者回到了纸醉金迷的旧上海滩。不过，即便是老佛爷要拥有一幅价值1200万元的名画，她大约也要掂量一下她手中的银子是不是宽余，旧上海滩的黄金荣，他也未必能给他的二奶们买上一座价值千万的豪华别墅，更不大可能让杜月笙给自己包养的情妇买一座豪华游艇。可这年头，就不同那个时代了，不是北京刚刚出现了住一宿就花掉22万人民币的王爷府吗？不是有人专门显摆高尔夫为贵族式的运动吗？不是有人声嘶力竭地提出要为富人造房子吗？这些奢侈祖们，与当年的慈禧太后比起来，不是有比肩之，超越之？当年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们、杜甫们以及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们，你们赶紧跨越时空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看看吧，民生依然是那么的艰难，而朱门的光焰却红透了中国大地的半边天了。求公平均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先生，你想求索吗？在奢侈品的时代里，你又到哪里去了？百姓身上穿的是破衣，食的是菜汤，干的是胼手胝足的下等活，富人可以低调乘飞机去吃午餐，可以与二奶情妇们纸醉金迷，可以与上流社会在觥筹交错、衣香鬓影里厮磨。但社会，政府还有个向导问题，开个珠宝展览会也必称奢侈，建个房子也必称皇家，开个饭店也必称王府，咋就没人管管呢？还有大大小小铺天盖地的广告，杂七杂八的电视垃圾剧。尤其那四大名著，本来拍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已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四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可偏偏有人又从羊群里跑出头驴，黑瞎子夹着半刀纸，假充孔圣人，对四大名著进行再拍，再拍实质就是对四大名著的奸污。就是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误道下，把整个中国，弄得到处流淌着物欲的胭粉，到处显摆着大辫子的腐朽光辉。甚至一个小小的官吏也喜欢把自己的门楣上大书“王府”，我们的社会果真回到了钟鸣鼎食的皇宫里、旧上海滩的纸醉金迷里，抑或是刘文采的鸦片烟牙床上了吗……

这一切，哪一件不刺伤着穷人的眼球？就这样延续下去，能有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吗？

这些与时代不合拍的议论，不是王长波自己揣度出来的，是他在平日浏览报纸、杂志、朋友相聚，对时下改革发的议论，有的还是党政报刊上的重头文章所阐述的。而且是一些高层的政治家、理论家在一些大学里公开讲演的。这不过是他从中领略，而引发出的感慨罢了。

眼下，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其主旋律一片亢奋，到处都在欢呼。说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到来了，北京还专门建了中华世纪坛。

对人类的进步，不能以自然时间的向前来定论，而应该以社会的变革去划分。现在的变革，就是拉大了贫富差距，让人们买不起房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在中国，像这样的感慨，不只他王长波一个人啊！

王长波和张长海，两人无声地随着人流，进了这坐喧闹的东方万全家电超市。因为万扑修和付立彬争风吃醋的治安案件，也是他两参加调查处理的。和那个万扑修，打过多次交道了，就直奔四楼万扑修的办公室而去。他两个刚拐过三楼的楼梯口，看到在上四楼的楼梯口处的铁链门两边，有两个女保安，一边一个，守着那个不锈钢做的卷帘大铁门。两个女保安和超市进出口的礼仪小姐的装束完全不一样了。她两个，高高的个子，修长的细腿，细流流的身量，细眉俊眼的。头戴大盖帽，身着保安服，腰扎武装带，后腚上都挂着橡皮警棍，胸前挂着微型无线电话对讲机。要不是穿着保安服，你会误认为是两个模特站在那里。

不用问，这是万扑修的女保镖。

还没等王长波和张长海说话，有一个女保安就发话了，“你两个干什么的？”

“我们是，”王长波把他的警官证一亮，说，“找你们的万老板！”

“哦，你是王长波，王大哥啊，我们在保安公司训练时，你去给我们讲过课，是吧？”

“你好记性啊，那么多美女我可认不过来。”王长波一脸肃然地说。

“是啊，是啊，我们认你，好认啊。”那个女保安抿嘴一笑，倏然间像开了一朵红玫瑰。

“你叫什么名字？”王长波问。

“我姓邵，叫邵玫，是玫瑰的玫。你忘了，有一天早晨，上早操，我掉了队，你批评我，我哭了，后来你又去找我赔礼道歉。”

“噢，有那么个事，你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我们男同志不懂得。当时你能坚持上早操，应该表扬才是，可反过来我又批评你，不应该啊！”

“咳，那有什么不应该的，”邵玫正要往下说什么，突然，把话题一转，说，“你看，那么不巧，我们的万老板出差了，今天上午7点40的飞机。说是去广州也不知是深圳的。”

“噢，那黄娜在不？”王长波一听，万扑修不在家，就想直接找一下黄娜，就说，“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黄娜。”

“黄娜就在万老板的办公室里，我给你叫一下。”接着，邵玫就拨了黄娜的手机。

“黄姐，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找你有事，怎么，有事，捞不着，啊……”

王长波一听，黄娜不想见，就朝邵玫示意了下，把邵玫的电话接过来，说，“我是公安局的王长波，你不是前些日子叫我们帮你找你姐姐吗？今天，特意找你来了解下有关情况。你要是忙的话，我们改日再来。那好，我们上去，是，是。”

万扑修的办公室，就在四楼的东头。

“坐吧，警官先生，”黄娜见王长波和张长海进了办公室，一边沏着茶，一边朝沙发示意着，“请喝水。”

“谢谢，”王长波接过黄娜放在茶几子上的茶杯，扫了眼这个装修豪华偌大的办公室，略停了会说，“这位是我们刑侦大队的张同志，我两个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再进一步提供下你姐姐的有关情况。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法开展工作。”

黄娜没说话，她不时地在打量着王长波和张长海，脸上显得有些忧郁。从她面部表情上看，似乎没有先前那个找姐姐的迫切欲望了。

瞬间，室内，静极了。

这时，从楼下超市和马路上，传来了那些嘈杂怪异的音响和喧闹，还有那时不时的汽车的引擎声……

“不用急，你可慢慢地说。”王长波看着这个满脸忧郁的黄娜。觉得她很像哪一个人，可一时又记不起来。便很随和地说，“把你小时能记着的事，不管是与你姐姐有关还是没关的事都可说说。我们再从你的记忆中去扩大线索，包括你听说的，都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又停了会，黄娜叹了口气。说，“怎么说呢，小时候的事，似乎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我的家前，有一条河，河上有座石板桥，桥下常年流水不断。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一块在桥下的河水中玩耍，姐姐把头碰出血了，我和姐姐都吓哭了。后来，我和姐姐怎么回的家，我都忘了。再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村后有座大山。山很高很高，山上有不少的松树，山下到处是些枣林。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还有其他几个小朋友，去拾枣吃。看到一只兔子，我们小孩子都认为是大灰狼，都吓得哇哇地哭了起来。后来，村里有一个在那摘豆角的老奶奶，把我们领回了家。”

“你对你父母，或者说，家里的其他人还有什么印象？”王长波问。

“我母亲的印象一点没有，记忆中好像是没有母亲。当我大了的时候，我好像听大人们说，我母亲在生我时，因大出血死了。这个话什么时候听说的，我也记不得了。就是我父亲，我好像记得他的耳朵下边有一块红痣子。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奶奶，她个子不高。现在想起来，我活也多亏了我奶奶。是她东家一口西家一口的要着奶水把我养活的。再就是我爷爷，从我想事时，他就看不见东西，好像是双目失明。家里的事，再也记不起别的了。”

“你对你姐姐有什么记忆？”这时，张长海插话，问了一句。

“一点印象也没有，”黄娜抬头看了看张长海说，“我只听说，我和她是双胞胎，她比我大。”

“你是双胞胎？”王长波问。

“是，我是听我姑说的。”黄娜说。

“怪不得你这张面孔，我在哪里似乎见到过。”王长波心里道。接着问，“你姑是哪里的？”

“不是我亲姑。”黄娜说。

“你说说这个情节听听。”王长波一听黄娜提到她姑，好似从中发现了什么，急切地问。

“我大概在五岁多点，我父亲因为抚养不了我，就把我送到青易县浮石镇白立村，送了一户人家。送去的那个户姓黄，我养父叫黄道生。后来听说我的养父因为没有小孩，才收养了我。就在我8岁的那年夏天，我去了我姑家。一天夜里，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的养父母在睡梦里被大水冲走了。从那时，我就被俺姑收养了。我初中毕业后，就是大前年，我和我姑家的表哥一块考上县城一中，我表哥考了个9 0 0 0 元的，我考了6000元的，考6000元算是一流的学生了。两人入校就一把交上15000元和外加两个650元的学杂费，我姑又常年长病，连片药片都不舍得吃。哪有那么多的钱供我和表哥上学！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我不上学了，叫我表哥自己上。说真的，就我表哥一个人上学也上不起啊。可我姑说什么也不答应，她流着眼泪说，不，都上，你学习比你表哥好，不上那不太可惜了。说什么也得上，我就是要着吃，也要叫你上学……我姑的心是好的，可她顾不了啊！就这样，我为了让我的表哥上学，我就离家出走了。在我出走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回家。只是往家寄了两次钱，两次一共800元，那是我给人家当保姆挣的钱。寄回去的目的，是让我表哥上学用的。”

“你这样出走对吗？”王长波和张长海几乎同时问。

“我知道不对，当时我也是太幼稚了，认为我离家出走了，我表哥自然会去上学的。再说，当时那种情况，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别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和我表哥还在家中你推我让。当时我想，就这样你推我让的谁也上不了学。我一气之下，就在一个晚上，给我姑父母留下了一个纸条，就出走了。这一走，可苦了我了。”

“你姑父是哪个村的？”王长波问。

“是青易县，浮石镇青阳村的。”黄娜叹了口气说。

“噢，”王长波一看黄娜动了感情，在低头擦眼泪，点了下头，试探地问，“一年多没回家了，你姑你姑父还有你表哥，不惦记着你啊！你不想回家看看？”

这时，黄娜低着头，轻轻地哭泣着。她低头抹了把鼻涕擦了擦泪，抽了下鼻子。酸楚地说，“我回去了，我是从电视上，看到了我姑和我姑父发的寻人启示，才回去的。可我回去一看，我们那个家可惨了……”

“怎么了？”王长波和张长海，不约而同的惊问。

“老天爷，对我们这一家，太不公平了。”黄娜说。

黄娜在不停地擦眼泪，扭鼻涕。就这样，她还不断地站起来，给王长波和张长海添水。

王长波从黄娜的语气和表情上猜度着，黄娜的姑家很可能降临了什么灾难。他没有急着追问，在慢慢地等着黄娜的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