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六岁那年的冬天，他父亲跟人到南乡——信阳那一带，用自己带去的红薯粉条换人家的大米。回来再将大米卖掉，赚个差价。去了两趟，做得不错。第三次再去时，他没回来。因为他会唱几段莲花落，在大别山里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当了宣传员。第二年夏天肺部受枪伤回来，不敢对外人说。呆了半个月，死时，说是害伤寒。这应该是我家红色基因的开始。但爷爷从没有给我提起过。我还是听三叔说的。他是听别人说的。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不跟我讲这个。猜想他可能也不知道吧。毕竟那时他太小。

那时曾祖母才三十岁。这个年龄的女人，搁到如今，谁都不会守寡的。除了风尚问题，还有个人口比例问题。现在的女人比男人少，村子里的男人如果没本事挣钱，家底再薄点，只能打光棍。所以，哪个村里有个年轻寡妇，便是这些光棍汉子争抢的对象。

那时候不行，乱世嘛，东一枪西一炮的，很难赶上一天安静日子，损伤的多是青壮年男人。女人比男人多，加上那时候给女人裹小脚，让她们足不出户，田里的活儿全由男人操劳，因此重男轻女。

曾祖母跟别的女人不同，她自小没娘，跟着爹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到了十二三岁，还没人给她裹脚。等他们来到福村，来到地主福明善家时，我爷爷的奶奶见她这样，欢欢实实，天天晃着一双大脚出出进进，饲候福明善的奶奶。便对她说，妮呀，你走路是快了，是舒服了，但你一双天脚，将来嫁不出去怎么办呀？曾祖母才有点发慌，心说我要是嫁不出去，将来养活老爹就不方便了，这世界毕竟是男人的，没有男人，家里等于少了背靠墙，少了顶门棍。结果呢，爷爷的奶奶帮她缠脚。缠脚太痛，让她走不了路，甚至下不了床，她一咬牙，自己用剪刀把厚厚的缠脚布给绞去了。自己叹息，一切听命吧，这下不了床的洋罪是不能受了。

没想到她成了常家的媳妇。

她嫁来之前，我爷爷的父亲已经单传三代了。

他们不是本地人。之所以与地主福家关系处得融洽，那是因为这三代的三个男人都是人家的长工。

现在叫我往上捋顺头绪，只知道，也是听爷爷讲的，有一年一个南乡人来蔡都集收黄豆，他用拉来的大米，换这儿的黄豆。搁现在说，他是个粮贩子，赚取点两地的差价。因为天下连阴雨，这个粮贩子出不了门，就在集上与人赌博，输了个吊蛋精光，连裤衩都没了。

天一放晴，人家不让他走，他起了歹心，一张字据，把跟他来的伙计给卖了。临走时，。这小伙计送他，他不说实话，只说回家带些钱，过来多收些黄豆，多赚点钱，小伙计心眼实，眼巴巴看他骑瘦驴走了。这匹瘦驴是他用卖小伙计的钱临时买的，小伙计清楚地记得，那头瘦驴是“阴胯”——一个屁股高，一个屁股低，走路晃腚，又发飘，干活儿没劲，也值不几个钱。

小伙计真正成了百姓常说的那种傻人，“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等他盼着东家再来时，蔡都集的人又嫌他说话太拗口，听起来费老劲，使唤起来不顺手。一转手，将他卖到了福村来。

大概你已经猜出来了，这小伙计，就是我家在福村生活的第一代人。在那种乱世，他能平安生存下来，又能娶妻生子，将常姓人在福村繁衍下来，也算是个奇迹吧！

到我爷爷这代，是第四代人。像个脆弱的独苗苗突然发棵了。老天爷开了眼，那个天足的女人生了两个男孩，我爷爷和我二爷。两个男孩的名字全是她给取的，一个叫豹子，一个叫狮子。这时候这个家庭也不那么紧巴了，她决心供孩子念书。在爷爷年幼时，他记得最清的不是像别的孩子那样，是些“拉大锯，扯大怀，你的闺女咋不来”，“小鸡嘎嘎，要吃黄瓜，黄瓜有水，要吃鸡腿”之类的童谣，而是四句诗，现在听起来，还是响当当的震耳朵：“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难以伴君王。”

可爷爷天性不喜读书，而二爷却念书如喝水，他们对比鲜明，曾祖母一狠心，拧起爷爷的耳朵，问：“你真不想念书？”爷爷晃晃脑袋，将她拧耳朵的手晃掉，然后点点头。曾祖母又问：“将来你后悔不后悔？”——这种话本身就问得有毛病。不是没到“将来”嘛，你问也等于白问。爷爷又是点点头。曾祖母说声也好，省下一份钱来，别叫他耽误工夫了。、她找到东家，让爷爷去放猪放羊，她的钱，只供应喜好读书的二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