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大峡谷里坡深、村稀、人少的缘故，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看似散漫，零落，稀稀疏疏，但真要遇上事儿，那就是一街一村人的事儿，一沟一峡谷人的事儿。大家相互帮衬接济，喜乐共享，愁苦共担，那情感就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或许是太熟悉了，各家各户谁是谁的长辈，谁是谁家的亲戚，谁家在外村外乡有啥亲戚朋友，邻里之间都能顺口背出来。

我有个老姨奶，抗战前期为了逃避战乱，从山的前面姚村嫁到了西乡坪区的漏子头村。小时候每逢过节去看望她，走到郭家庄歇脚时，就会有人从家里出来，问询去谁家走亲戚，然后端出一碗水来，让我们解渴。我回答说去德金家（我姨奶儿子的名字），对方当即就会猜中，你们是山前他姨家的人吧？再往前走走，到车佛沟村时，一说是山前姚村西牛良村来的，他们便向露子头村的方向喊道：德金！德—金—来亲戚啦！声音浑厚，响亮，悠长，满沟里的人都能听到。山里人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提醒主人有客来访，做好接待。等我们又走了十多里山

路，才走到姨奶家的大门口。走进姨奶家的院落，扑鼻的饭菜味早已从饭棚（厨房）里飘出来。由此可见，山乡人家坦诚质朴的情感，涵养出了那份难得的和睦。

谷文昌完完整整传承着山乡人的淳朴厚道，与人为善，无私奉献，并以此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在他成为党员之后，这些人脉潜移默化为良好的群众基础。从担任村农会主席、区农会干事，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七区副区长，谷文昌内心十分清楚：依靠谁、相信谁，才能做好工作。换一个角度说，你只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思考，去工作，他们才会对你信任，给你支持。

1945年的新春时节，为贯彻执行上级指示，与剥削群众的地主富农展开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斗霸运动。平常被压迫被剥削惯了的一些穷人，胆量小，碍于面子，不敢站出来诉苦说理；一些群众与地富奸霸沾亲带故，怕得罪亲戚，毁了邻里关系。原本和谐的局面，反倒成了开展工作的障碍。这为刚刚提升为第七区区长的谷文昌出了一道难题，就连区公所所在地的西乡坪村也面临着工作僵局。

西乡坪村地势平坦，临河靠山，交通便捷，是整个大峡谷的商贸集散地。从这儿向北可通任村古镇，过漳河，进燕赵，入津京；向西可翻山越岭，经上党到三晋；向南可翻越鲁班豁口，过安阳入山东。依靠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许多商户人家从种田改为经商。从山内采购当地土特产品向山外经销，然后再从山外购回山里人常用的生活用品，与当地人进行买卖交易。一些懂经营善管理的，或一些走捷径财运通的商户，日积月累聚财聚气，成了富户人家，在村里形成权势，成为说话算数的人。

谷文昌起初对西乡坪的了解，也只是知道这个村有几户富裕人家，但具体都是谁家，富裕到啥程度，心里没谱。在他干石匠活儿期间，尤其在担任区农会主席、副区长这段时间，他对西乡坪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以谷文昌掌握的情况，西乡坪村家底厚实，在村里说话算数的大户有10家。他们把控着村里的财富，看到谁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便使出各种招数排挤欺压，直到把人家整垮弄翻，严重影响了当地的集贸秩序和村里的和谐局面。

区委区公所在西乡坪村成立后，对这种势力不断打压，形势有所好转。这些大户人家表面上做出顺从的样子，在减租减息、支持抗战方面有所行动，实际上，他们在暗处互相通气，默契配合，对区委工作开展十分不利。谷文昌毕竟在这条大沟里长大，与当地一些群众和各界人士有多方面接触，他在走访摸底中了解到，这10户富裕人家并不都是那么亲密无间，他们也常常因为经营而产生利益冲突，发生不少纠纷矛盾，这些信息让谷文昌找到了突破口。

谷文昌先从平常与自己有交往，倾向解放，认可共产党抗日的几户人家入手，给他们讲国情，讲政治形势，动员他们减息减租，向抗战做贡献，并把他们的表现记录在册，帮他们找退路、谋出路。这些富户人家大都是走南闯北、有见识的人物，对山外的形势局面也有所了解，经谷文昌这么一点拨，便不再与其他富裕大户为伍，向共产党这边靠拢。其他几家大户，看到自己的同盟转了风向，原有的局面难以维持，再硬顶下去恐怕要被作为重点斗争对象，只好明哲保身，放弃把控。

僵局被打破，七区区委区公所掌握了把控局势的主动权，为开展各项工作清除了障碍。他们以西乡坪村的做法为抓手，迅速向全区推广。那些日子，谷文昌像当年走村串户做石匠那样，背着铺盖卷儿，提着简单的行李，在大峡谷的村落里来回走访，了解村情民情，倾听穷人诉苦申冤，动员鼓励群众勇敢站出来，以村公所农会为依靠，与剥削压迫穷人的恶霸地主、富农做斗争，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