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清明的雨丝斜斜织着，楚红岭蹲在文工团驻地的窗台上，指尖抚过明信片上的长城烽火台，油墨味混着煤烟味漫开来，像八号院老槐树开花时的气息。她的花棉袄袖口磨出毛边，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秋衣，是罗素梅用楚红军的旧军装改的，针脚密得像煤棚顶上的蛛网。红铅笔在指间转了个圈，笔杆上还留着严晓燕用缝纫机轧过的齿痕，临走时姐姐说：“这颜色亮堂，写在纸上老远都能瞅见。”

“红岭，该上台了！”李团长的搪瓷缸往排练厅铁架上磕了磕，茶叶沫子溅在乐谱上，“今儿有军区首长来看，你那《草原的风》可得拉得响亮点。”军绿色身影在走廊里顿了顿，目光扫过楚红岭捏皱的明信片，“又给山河那小子寄信？姑娘家心思别总野在外面。”

楚红岭把明信片往琴盒里塞，照片上的自己穿着演出服站在舞台中央，军绿色布料上绣的兰草，是用叶紫苏寄来的蓝布做的。她想起十岁那年，在八号院的煤棚后，秦山河把小提琴往她怀里塞，说：“红岭拉琴最好听，比护城河边的瞎子强多了。”抄家时她死死抱着琴盒，被红卫兵推搡时撞在门墩上，琴身磕出的凹痕至今还在，像颗没长齐的牙。

演出结束时，后台的煤油灯芯爆出个火星，楚红岭在明信片背面写下：“张家口的解放军叔叔说，我的琴音像勒勒车铃铛。”红铅笔在“叔”字上顿了顿，添了个小小的“哥”，又赶紧涂掉，纸页上洇出块红痕，像小时候在公用水龙头旁摔破膝盖时渗出的血。

严晓燕寄来的信压在琴盒垫下，娟秀的字迹里夹着片槐树叶，说：“院里的老槐树开花了，秦伯父总在树下念叨你的《草原的风》。”还有块蜂花肥皂，上海产的，比供销社卖的糙肥皂香多了，“上台前洗手用，比胰子强。”楚红岭把肥皂往琴盒夹层塞，闻到香味就想起八号院的水龙头，严晓燕总在那儿帮她洗演出服，蓝布上的油渍得用胰子搓三遍才干净。

胡玉秀托人捎来的竹篮放在墙角，蓝布帕子裹着的菜团子还冒热气。“歇会儿。”老太太往孙女手里塞了粗瓷碗，里面盛着半块红糖，是托人从供销社换的，“你妈说你总在琴盒里藏东西，是不是又想山河那小子了？”铜烟袋锅在手里转得像陀螺，烟灰落在楚红岭的演出服上，像撒了把碎星。

楚红岭往奶奶手里塞了个葡萄糖瓶子做的热水袋，里面灌着热水。“才没有，”她的脸红得像灶膛里的火，却往琴盒里的明信片瞟，“我在想新曲子，李团长让我给《草原儿女》编段独奏。”琴弓在松香上蹭了蹭，白色粉末落在明信片上，像下了场小雪。

文工团的卡车往草原开时，楚红岭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铁皮邮筒在风里晃得像醉汉。她想起秦山河临走前说的：“红岭的琴声能跑遍全中国，比马还快。”卡车碾过石子路的咯噔声里，她往琴盒放了片狼毒花，是孙丝蕊夹在信里寄的，干枯的花瓣脆得一碰就碎。“等我去草原演出，就把这个给秦大哥，”她对着琴盒小声说，“告诉他我长高了，能拉完整首《赛马》了。”

李团长从驾驶室探出头，军绿色身影在风沙里像株白杨树。“红岭，”他往姑娘手里塞了份演出单，“楚红岭”三个字印得格外黑，“下站到呼伦贝尔，听说有北京知青在那儿，可得好好拉。”

楚红岭的指尖在“呼伦贝尔”四个字上划着，像在数笔画。她翻出铁皮饼干盒，是严晓燕用的，里面装着叠整齐的明信片，每张背面都画着只布老虎，是照着煤棚墙上的涂鸦画的。“秦大哥说我画的老虎像猫，”她对着饼干盒笑，“等见面了，我一定画只凶的。”

卡车在牧民的蒙古包旁停下时，楚红岭看见勒勒车旁晾着件蓝布褂子，像朵突然绽开的花。秦山河正往岩石上拓印刻痕，叶紫苏用红铅笔给他描边，两人的影子在阳光下交叠，像幅没干的画。楚红岭的琴弓突然掉在地上，松香末子撒在草地上，像落了层霜。

秦山河把收到的明信片往石刻上摊，风卷着纸页哗哗响，每张背面的布老虎都歪歪扭扭，却张张朝着草原的方向。他想起楚红岭十岁那年，在老槐树下给他拉《东方红》，跑调跑到天边却非要他听完；想起抄家时小姑娘把小提琴藏在煤堆里，琴弦被煤渣磨出的细痕，像道没愈合的伤。

叶紫苏往他手里塞了块青稞饼，焦皮裂开的缝里冒热气：“红岭的琴声越来越好了，比北京的收音机还清楚。”

楚红岭的琴弓在弦上拉起《草原的风》，旋律漫过草原像条河。秦山河突然发现，每张明信片的邮戳都盖得方方正正，像颗颗钉在时光里的钉子，把思念钉得牢牢的。而琴盒里的狼毒花，正对着阳光慢慢舒展，像个没说出口的拥抱。

许多年后，秦山河在整理旧物时，从《八旗通志》里翻出叠泛黄的明信片，每张背面的布老虎都歪歪扭扭，却张张朝着草原的方向。他想起1972年清明的琴声，蒙古包前的蓝布褂子，还有楚红岭站在阳光下的模样——原来有些牵挂，就像穿越千里的音符，就算隔了山川湖海，也能在心里长出翅膀，飞到想去的地方。

那把小提琴，楚红岭一直带在身边。教孙辈拉《草原的风》时，她总会指着琴盒里的明信片说：“这些是给你秦爷爷的信，那时候没手机，只能靠这个说话。”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明信片上，布老虎的影子在墙上晃得像真的，正朝着老槐树的方向慢慢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