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霜降的风裹着槐叶的苦气，往皇城根八号院的排水沟里钻。叶紫苏捏着那封航空信站在老槐树下，牛皮纸信封的边角被风掀得卷起来，像只翅膀受伤的鸟。信封上贴着的波士顿邮票印着红叶，红得比傅和平修鞋摊的鞋油还扎眼，邮戳的墨迹里混着点海水的咸腥，是胡同里从未有过的气味。

“紫苏姐，这洋文写的啥？”严晓燕的劳保手套往信纸上拍了拍，掌心的老茧蹭过杰克的签名，比搓麻绳的力道轻了三分。她刚从纺织厂下班，蓝布工装的袖口沾着机油，在信纸上印出个浅灰的印子，“比秦大哥书稿上的蒙古字还绕，看着就费脑子。”

叶紫苏的指甲在“求婚”两个汉字上顿了顿，钢笔字的墨水是派克牌的，蓝得发贼，像1966年没被砸掉的那瓶孔雀蓝墨水。她想起1988年在友谊商店遇见杰克，他举着本《大青山下》用生硬的中文说“叶小姐的拓片比油画动人”，当时他的牛津鞋踩在煤棚门口的积水里，溅起的泥点沾在她的蓝布衫上，像朵突兀的墨花。

信里的波士顿红叶画得倒齐整，笔锋里带着点油画的厚涂感，比秦山河在护城河滩捡的红叶少了层风霜。叶紫苏往老槐树上望，刚落的叶子在地上铺了层金毯，秦山河系的红绳还在枝桠上飘，风一吹就蹭着树干，发出“沙沙”响，像谁在低声念叨。

“叶子总要落，但根在这里。”严晓燕往树干上的树疤指，那里还留着1958年秦山河刻的五角星，被岁月磨得只剩个浅痕，“你看这树，秋天落光了叶，开春照样发芽，比啥洋景致都实在。”她往煤棚的方向瞟，傅和平的修鞋工具还摆在门口，铁砧上的锈迹比航空信的邮票更有年头。

叶紫苏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槐叶的黄。她想起1973年在草原，秦山河举着马灯往她头发上瞅，军靴碾过干草说“你身上的草香，走到哪都带着草原的根”；想起楚红岭寄来的狼毒花干，说“这花离了草原也能活，只要心里有沙砾”；想起罗素梅总在煤炉边说的“人跟树一样，挪窝容易，挪心难”。

她把信往膝盖上一压，折成只小纸船，船舷的弧度比护城河的柳叶舟还柔和。杰克画的红叶被折在船底，露出来的边角像片没长全的槐树叶。“这船该见见咱胡同的水，”叶紫苏的布鞋踩过排水沟的石板，鞋底的纹路里还嵌着1966年的煤渣，“比大西洋的浪头懂规矩。”

严晓燕往纸船上放了颗槐树种，是去年秋天收的，说“让它带着点根须”。树种落在船中央，把纸船压得微微下沉，像载着件舍不得丢的老物件。“傅老先生说，水流千里也得归海，”她往排水沟的尽头指，那里的水正往护城河的方向淌，“咱这胡同的水，比啥洋墨水都认亲。”

纸船下水时，“哗啦啦”撞在块青石上，是1950年铺的，傅和平在上面凿过修鞋的记号。叶紫苏看着船身打着转往前漂，杰克的签名在水面上晕开，像滴在煤棚地上的墨。她想起小时候叠的纸船总在公用水龙头旁打转，秦山河总用树枝把它们往深处推，说“船就得往远了去”，可最后没只逃出过胡同口。

秦山河抱着《大青山下》的三版样书过来时，纸船正拐过排水沟的弯。他往叶紫苏手里塞了片新捡的槐叶，叶尖还带着露水：“楚红岭寄来的乐谱，说给你拓片当纹样。”他的指尖触到她掌心的纸船碎屑，像碰着了片易碎的时光，“胡同口的录像厅新放《廊桥遗梦》，比洋书信实在。”

傅和平的修鞋锤突然“叮当”响了声，老头往排水沟里瞅：“这船比苏季雅叠的纸飞机有出息，”他往叶紫苏手里塞了块补鞋用的牛皮，“给船当帆，比洋布结实。”牛皮上还留着鞋钉的眼儿，像串没说出口的牵挂。

纸船漂到胡同口时，被块半露的砖头挡住。苏季雅举着蒙古刀跑过来，银鞘在阳光下亮得刺眼：“紫苏奶奶，这船要去哪？”小姑娘用刀鞘把纸船往深处拨，“我阿爸说，海再大也装不下咱院的槐树影。”她往船尾系了根棉线，线头攥在手里，像牵着件会跑的老物件。

暮色漫进排水沟时，纸船早没了影。叶紫苏望着水面上残留的纸痕，像片融化的槐树叶。秦山河往她手里塞了块红糖，是托供销社换的，说“比咖啡暖”。糖块在掌心慢慢化开，甜味混着煤棚的潮气漫开来，比任何洋点心都熨帖。

许多年后，孙辈在清理排水沟时，挖出张褪色的纸片，上面还能看出半截红叶的印子。叶紫苏的孙女举着纸片问：“奶奶，这是外国的树叶吗？”叶紫苏往老槐树的方向指，秦山河系的红绳早已换过新的，在风里飘得像只永远不沉的船，“这是咱胡同的水留下的记号，比任何邮票都记得住根。”而那片被折进船底的红叶，早和排水沟的泥土融在一起，把波士顿的秋、胡同的冬、没说出口的牵挂，都酿成了岁月里的一汪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