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惊蛰的风裹着玉兰花香，往燕园的阶梯教室窗缝里钻。罗素梅的牛津鞋踩过水磨石地面，鞋跟敲出的脆响混着粉笔灰的涩，像1955年在八号院门墩上算算术时，算盘珠子碰撞的清越。她往黑板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公式瞥，白色粉笔末落在藏青色西装上，像落了场微型的雪，比胡同里的柳絮多了层理性的凉。

“傅明远同学，”罗素梅的银镯子在讲台边缘轻轻磕了下，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你父亲修鞋时用的锥子，尖部角度是多少度？”她往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指，傅和平的儿子正低头演算，蓝布衬衫的袖口别着支钢笔，笔帽上的划痕和傅和平修鞋摊的铁砧一个模样。

傅明远的笔尖在草稿纸上顿了顿，铅笔芯的碎屑落在公式里，像煤棚地上的煤末。“大概……三十度？”他的声音带着点胡同里的讷，“我小时候看我爸给鞋跟钉掌，总把锥子磨成这个角度，说‘比直角省劲，还不容易扎手’。”

罗素梅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晨光。她想起1958年的夏夜，楚红军蹲在门墩石狮子旁，看她给院里孩子讲算术，军绿色的书包往槐树上一挂，说“罗素梅，你讲题时眼睛比星星亮”。当时她手里的粉笔头在青石板上划，傅和平的锥子就摆在旁边，楚红军抢过锥子往地上戳，说“这玩意儿能当圆规使”，铁尖在石板上转的圈，比她画的还圆。

“质数就像你父亲的锥子尖，”罗素梅往黑板上的“1+1”公式画了个圈，粉笔灰落在她的教案本上，那是1985年从美国带回来的，纸页间还夹着片哈佛校园的枫叶，“看着小，却能扎进最坚硬的命题里。”她想起1979年在纽约的数学系，教授举着她的论文说“你的证明像北京胡同，曲里拐弯却总能走到头”，当时她突然想念楚红军当年说的“星星”，比任何学术赞誉都暖。

下课铃响时，玉兰花瓣正落在傅明远的草稿本上。他往讲台前递了个布包，蓝布上绣的兰草针脚歪歪扭扭，是傅和平让孙丝蕊缝的，说“这布是叶紫苏染的，比牛皮纸护书”。“罗老师，我爸让我给您带的，”布包里的修鞋刀在阳光下亮得刺眼，“说您板书时总断粉笔，这刀能削得比铅笔还尖。”

罗素梅的指尖在刀刃上轻轻划，突然触到个熟悉的弧度——和1966年楚红军给她削铅笔的刀一模一样，当时他蹲在煤棚后，军靴碾过煤渣说“你教我认字，我给你削笔，算扯平”。刀把上缠着的红绳，是秦山河系的，说“这绳能镇住铁器的戾气，比平安符实在”，现在红绳的颜色褪得和门墩石狮子的绿锈差不多。

“你父亲还好吗？”罗素梅往窗外的玉兰花瞅，花瓣落在自行车的车筐里，像堆碎银子。她想起1990年拆迁时，傅和平把修鞋工具往煤棚深处挪，说“罗素梅讲的那些数字，比任何图纸都准”；想起1987年“和平百货”开业，老头非要在柜台摆本《数论初步》，说“这书镇店，比财神爷灵”；想起胡玉秀总念叨的“这院的人，不管干啥都带着股较劲的憨，傅老头补鞋是，罗素梅搞学问也是”。

傅明远往教案本上的枫叶标本指：“我爸说，这叶子的纹路像您讲的质数分布，”他往黑板上的公式看，“比胡同里的蜘蛛网有规矩。”他突然往罗素梅的西装口袋瞅，“我爸还说，您讲课激动时，左手总在口袋里攥着啥，跟他攥鞋钉的样子一个模子。”

罗素梅的手往口袋里摸，指尖触到块温润的硬物——是楚母临终前给她的双鱼玉佩，当年楚红军掉的乳牙就藏在这玉佩的盒子里。她想起1995年楚红军开房地产公司，在奠基仪式上突然说“罗素梅讲题时，连小数点都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想起1985年看《罗马假日》，他往门墩上坐时，军绿色的衬衫蹭过她的涤纶裙子，说“你穿西装肯定比赫本好看”；想起自己在美国买的第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的日期，正是楚红军当年说“星星亮”的那天。

暮色漫进办公室时，罗素梅在教案本里夹了片玉兰花瓣。傅明远送的修鞋刀放在板书笔旁，刀刃映着“哥德巴赫猜想”的残痕，像个沉默的见证者。她往窗外的燕园小路望，路灯亮得像串星星，突然觉得楚红军当年说的“星星”，早被她种在了讲台上，每道公式、每支粉笔、每个认真听讲的眼神，都是星星落下来的光。

叶紫苏打来电话时，罗素梅正用修鞋刀削粉笔。“红岭寄的狼毒花干收到了，”叶紫苏的声音裹着煤棚的潮气，“说给你压在书里，比书签提神。”罗素梅往书桌上的《数论》瞅，书页间的狼毒花干旁边，正好压着楚红军1958年给她写的歪诗，字迹里的稚气，和黑板上的公式形成奇妙的呼应。

许多年后，傅明远成了数学系教授，在第一堂课上总会讲起那把修鞋刀。“我老师的口袋里，总藏着块比任何定理都暖的东西，”他往台下的学生指，“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证明的，是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而罗素梅的教案本，被捐给了校史馆，最后一页的玉兰花瓣旁，有行铅笔字：“星星落在讲台上，就成了小数点，把日子串得又准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