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的风裹着沙蒿气，往呼和浩特的书房窗缝里钻。苏季雅的布鞋踩过地板上的书稿，纸页边缘的毛边蹭着她的裤脚——是用楚红岭寄的狼毒花布做的，针脚比给秦山河补衬衫时还密。她往书桌上的铜盆瞅，里面泡着的蒙古文书稿泛着水纹，像1955年八号院煤棚地上的煤渣倒影。

“这页得用樟木熏熏。”秦山河往她手里塞了块木料，是从草原牧民家讨的，年轮里还嵌着点沙砾，“比任何防虫药都管用。”他的手指在书稿的“图克沁”三个字上反复划，指甲缝里的墨渍和1973年在煤棚写稿时一个深浅，当时傅和平举着马灯照亮，灯光在纸上晃出的圈像朵暖烘烘的向日葵。

苏季雅的马尾辫扫过书架顶层的铁皮盒，那是傅和平用修鞋剩下的边角料做的，锁扣上缠着红绳——是从八号院的晾衣绳上拆的，严晓燕说“这绳经风，比任何钥匙都能锁住东西”。她想起出发前楚红岭的嘱咐：“你阿布的书稿比绸缎金贵，翻页得像拈兰花指。”

整理到第三箱时，樟木的香气里混进点金属锈味。苏季雅往箱底的蓝布包摸，指尖触到块冰凉的圆物——怀表的铜壳上刻着匹奔马，鬃毛的纹路里还嵌着点草原的沙，像1966年楚红军军靴上的泥。她突然想起楚红岭的话：“你父亲总把怀表揣在羊皮袄里，说能焐热时间。”

打开表盖的瞬间，齿轮转动的“咔嗒”声漫出来，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表盘的玻璃裂了道缝，像片干枯的狼毒花瓣，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楚红岭说那是扎莫西消失在暴风雪里的时辰，“这表比任何钟表都认死理”。表盖内侧贴着张照片，是扎莫西和秦山河在草原的合影，两人的军大衣肩膀蹭着肩膀，像八号院门墩旁并排的石狮子。

“这齿轮还在转。”苏季雅的指尖在怀表背面划，刻着行蒙古文“永恒”，笔画的深浅让她想起秦山河教她写的第一个字，当时煤棚的马灯照着沙盘，她的手指划出的歪歪扭扭的线，像此刻怀表齿轮的轨迹。傅和平在信里说：“老物件都有魂，你父亲的表准是在等啥。”

秦山河往怀表的发条孔里滴了滴胡麻油，是草原老乡榨的，香气漫开来像1958年楚母炸糖糕的味道。“1970年我替你父亲修过这表，”他的拇指在奔马图案的马蹄处按了按，那里的铜锈比别处浅，“当时他说‘等马群安定了，就带着表回八号院’。”修表的螺丝刀现在还在铁皮盒里，傅和平用修鞋胶给缠了圈蓝布，“别磨着手，比任何防滑套都贴心”。

苏季雅往邮包盒里垫了层槐树叶，是从呼和浩特的老槐树上摘的，叶脉的纹路像怀表齿轮的简化图。“这是草原的时间，比手表准。”她在字条上写，笔尖的墨在“准”字的竖钩上顿了顿，像1999年叶紫苏教她拓门墩时的力道，当时八号院的阳光在拓片上晃出的影，和此刻怀表的铜光一个暖。

邮包的胶带被红绳缠了三圈，是苏季雅刚学的系法，和秦山河在门廊柱上刻痕缠的红绸带一个样式。她往盒角塞了张老照片——扎莫西蹲在煤棚前修怀表，秦山河举着搪瓷缸给他递水，两人的影子在青石板上叠成块墨，“叶阿姨说想看草原的光，这表能带着去”。

寄完邮包往回走时，苏季雅的布鞋踩过呼和浩特的土巷。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像1973年楚红岭说的“草原的吻”。她想起傅明远在信里说，八号院的老槐树又发了新芽，“傅爷爷用修鞋锥子在树干上刻了你的名字，说比红漆写的长久”。

秦山河往她手里塞了块奶豆腐，膻味里裹着点甜，像怀表齿轮间的时光。“你父亲总说，”他望着远处的羊群在天际线移动，像流动的云，“时间这东西，得用念想牵着才走得稳。”苏季雅突然发现，怀表的滴答声和书稿翻动的节奏渐渐重合，像草原的风正穿过八号院的煤棚，把散落的光阴串成串。

邮包在中转站停留时，值班员发现盒角渗出点樟木香气。他往包裹单上瞅，寄件人地址的“呼和浩特”四个字，笔画里还嵌着点沙，像从草原带来的印章 。后来叶紫苏在波士顿拆包时，怀表的齿轮突然加快了转动，仿佛跨越重洋的光阴终于找到了归宿，在兰草纹的桌布上，转出圈比任何钟表都真切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