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年已四十五岁的王佐还去参加了礼部的会试，为什么，他说：“国弱至此，非广兴各种学堂，讲求切实有用之学，自图自强不可。”其时，年仅二十一岁的经亨颐还在上海的伯父经元善家寓居，而王佐则在这一年与同乡胡愈之的父亲胡庆皆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数学专科学校——上虞算学堂。学堂的规模虽然不大，存世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却培养出了如胡愈之、王一飞、叶天底、何云、陈树谷等一批优秀的精英，从而成功地开启了向学生传授新科学和素质教育的先河，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五年后，因为办上虞算学堂而声名显赫的王佐，又被绍兴八县学务公校请了过去，与进士出身的蔡元培共事，蔡元培任执行部长，王佐任纠察部长。1911年1月，从上虞算学堂毕业的胡愈之离家去绍兴府中学堂求学，报到这一天，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又见到了他的恩师王佐，而这时，王佐已是绍兴府中学堂的监督和修身教员了。直至宣统三年，王佐被清政府擢升为掌管学政的永嘉教谕，他在这个类似于教育局长的位置上干了三年，直至任满，尽管当局多加挽留，但他还是回到家乡。因为这时陈春澜已在家乡创办了一家专为乡人服务的春泽垦牧公司，要他回来出任总经理。他虽然不精商务，但陈春澜要他回来，必有他的道理，他便欣然赴任了。

这就是王佐的大致经历。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龄段，似乎都与教育有关，而且建树斐然。这点，在1903年自费赴日本留学的经亨颐亦早有所闻。只是山海远隔，二人无缘见面，直至1910年经亨颐学成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校长后，二人才见了面，相见恨晚，并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在经亨颐的眼里，王佐不仅是自己的兄长、导师、长辈，又是人品道德的楷模和典范，对这样一位贤达，他除了敬重，便就是由衷地仰慕了。

经亨颐这次急着想见王佐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与王佐商量办学之事，虽然自己心中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和框架，但真的要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当然，首要的还是资金，资金没有落实，一切都是空话。

就这样，经亨颐在二月十二日从杭州回到老家驿亭后，次日一早，就匆匆赶到县城丰惠王佐的家，坐定之后，经亨颐便直入主题，把自己想办一所既能摆脱军阀政府的控制和干涉，又能贯彻自己教育主张的私立学校的设想一股脑儿和盘托出。

末了便说：“眼下一切皆无问题，独资金尚未着落，若春老肯伸出援手，则大功可成了。”

王佐一听，微微笑道：“此乃泽被后人的大好事，春老哪有不允之理，再说春老当年创办春晖学堂，本来就有建办中学的打算。子渊如果不便开口，就由我去说动于他。”

经亨颐一听王佐这话，心中虽然有些底了，但还是觉得不够踏实。因为为教育募款之事，他曾多次托钵于浙沪的富商之间，其艰难的程度，令他深有感触，有时甚至伤了他的自尊。

1917年3月11日那次他曾为教育募款之事宴客于上海有名的一枝香饭庄，原本沪上大富商虞洽卿答应前来赴席并允捐款，没想到了最后竟然变卦，甚至连饭也不来吃了，弄得经亨颐在众陪客面前无地自容连连感叹：“秀才人情纸一张，托钵之事，固不易也。”

那么这次，陈春澜是否真会如王佐说的那样，一定会慷慨解囊呢？怀着一丝疑惑，经亨颐说：“春老乃你我敬重的长辈，平常对你我又多加关心提携，如今他年事已高，近闻身体又多有不适，此事若再去烦劳于他，不知是否会使春老为难？”

王佐笑道：“春老的为人，我最清楚，若是为办学之事，他必不遗余力，你尽管放心就是。”王佐这样说了，经亨颐也就宽心不少，便说：“既如此，依寄师之见，你我何时去见春老为好？”

王佐说：“我意事不宜迟，说去就去，就在明日吧。”

二人今天一大早来横山陈家谒见春老，并非是既定的策划，实在是临时的动议。陈春澜不知内情，所以要嗔怪王佐。王佐笑笑，也不分辩，心想此事若成你就是打我二十柴棍，我也愿意。

当下三人步入客堂，坐毕，早有家人端上茶果陈春澜侧身拿了一只黄岩蜜橘，剥开一半，放在经享颐的肘边，自己则咯咯地抽了两口水烟，便笑眯眯地问：“二位今日光临舍下，不知有何见教，想必不是来我处品尝小越湖横钻鱼的吧？”

经亨颐与王佐一听，也都笑了起来。笑毕，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春澜一看心中已明白几分，遂笑道：“二位既然有事，但说无妨，不必如此拘谨。”

经亨颐瞥了王佐一眼，希望他能先说，这倒不是说王佐比他年长二十四岁，出于礼让，理该长者为先。实在是因为今天来此，乃是有求于春老，说白了，就是开口要向春老募钱，这事虽非是他一私之利，但出口要钱，总是难以启齿。况且，又是皇皇十万之巨，万一春老婉言拒绝，于面子上也难以过去。当然，还有更深一层意思，这王佐与春老的私谊，要比他更胜一筹。当下王佐见经亨颐欲言又止，又不停地用眼睛看着自己，心中已知他的意思便忖道，也罢，你不说，我来说，便呷了一口茶，把经亨颐因痛恨封建军阀控制下的旧教育制度，想在自己的家乡上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的打算，一股脑儿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