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耳聆听从春晖学堂中传来的琅琅读书声,是陈春澜每天在春记大院中最重要的“必修课”之一。这些随着春晖学堂门前河的河风飘送过来的朗诵声使年逾七旬的陈春澜变得兴奋而充实。他有时候觉得,每天能置身在这样的朗诵声中间,他真的变得年轻了。
陈春澜有一天在离开春晖学堂时忽然听到了几个孩子正在唱一首歌:“横山春澜店王,驼(拿)出五万洋钿。办个春晖学堂,子孙万万千千。”他站下了,回过头去。看到在春日的阳光下正在操场上嬉戏追逐的孩子们。他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无比温暖的感觉。就像筸机蛄个父辈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所产生的感觉一样。这样的感觉,是任何金钱都难以买到的,也是宣统皇帝为褒奖他的办学义举而朱笔御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软此”的圣旨所不能带给他的。诚如他对自己的侄子陈所说的:“为叔办学,乃是想为乡人子弟求点知识,并非想图什么虚名,更不敢仰邀奖叙。”
这是陈春澜的心里话,作为一个饱尝了幼年失学痛苦的人,陈春对于一个文盲在险恶的商海中所经历的尴尬和由此带来的不断挫败无疑比别的人有更深的痛感,因此他对于办学的主张自然也比其他人更实际,更直接,也更强烈。当然陈春澜并不是一个教育家,他注重的是办学。至于在办学的过程中对教育的革新教育的除弊,他是不懂的,自然也并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操心。不过,在小春晖创办数年后的一天,当他的好朋友王佐向他传递了有一个人想办一所新颖的私立中学的愿望时,还是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致:“好啊,春晖学堂开办时,就打算办至中学的,只不知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经亨颐。
对于经亨颐,陈春澜虽然与他交往不深,但却是打过交道的。1917年任着浙江省教育会长的经亨颐要建会所,经费不够,便通过王佐向他募捐,他捐了一万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当时的黎大总统也不过捐了一万元。经亨颐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称:“已有陈春澜暨黎大总统捐得一万元。”把陈春澜的名字放在黎大总统之前,可见陈春澜在经亨颐心中的位置和分量。1917年3月10日下午,陈春澜正在上海,得知消息的经亨颐便特地到宁波路八十号永丰钱庄登门拜访。隔日陈春澜设宴于惠中饭店,又把他请去作陪。后来经亨颐在“一师”轰轰烈烈搞革新,除弊端,陈春澜也是有所耳闻的。那么这一次,经亨颐要在横山春晖学堂的基础上与自己合作创办一所新颖的私立学校,他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呢?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就在王佐来过不久后的一天,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在王佐的陪同下,来到陈春澜的家。因为是初春一个难得晴好的日子,这天陈春澜起得特别早,可能是犯着陈年咳疾的缘故,又怕受了春寒的侵袭,陈春澜这天戴了一顶瓜皮小绒帽,又加穿了一件洋纱小夹袄,之后他便在自家的大院里散起了步来,走着走着,他便将自己的步子收住了。他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住着的这座宅院竟是这么大,太大了,五间三进,楼群错落,高墙大门,庭院深深。中间一个天井,竟有篮球场那么大。虽然自己的宅院比河对岸陈一斋的屋要小多了,乡间有俚语云:“一记里的屋,春记里的谷。”一记就是陈一斋,是他的侄辈现任永丰钱庄的副经理,春记指的就是他。当初两家造屋时,陈春澜把原本要造屋的钱省下了一部分。在“铲饭湖”买了三千多亩田。屋子虽比陈一斋要小,可收上来的谷,却比陈一斋要多。但不管怎么说,陈春澜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甚至有一些后悔,因为这么大的一座宅院里,空荡荡的只住了十来个人。当初要是再少建几间楼屋,门臼用石臼,不用十二两一个的翻砂铜臼,每根廊柱底下也不压银洋钱,还可省下不少钱来,用在别的地方,倒是可以做成几件像样的事情来。
正在想着,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笑声,陈春澜扭头一看,见是王佐,他的旁边站着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稍稍偏瘦的中年人,此人身高二米,气度不凡,似乎有点面熟,未待王佐介绍,陈春澜已猜出他是谁了。
当下便笑眯眯地说:“数年不见,面前这位莫非就是经子渊先生么?”
那中年人朝前一步,向陈春澜拱了拱手说:“晚辈正是亨颐。”
旁边王佐笑道:“春老真好眼力,多年未见,还认出他是谁了。”
陈春澜笑道:“老夫目力渐衰,真的不敢相认经先生了,只是你多次说要陪经先生来舍下做客,今日来了,不是子渊,又是何人?”
经亨颐正要说话没料陈春澜接着又说:“不过上次见着经先生时,似乎比今天要略胖一些。”
经亨颐笑笑说:“我每年总要称一称体重,去年立夏称了是102斤,今年倒是没称过。”
王佐说:“子渊重担在肩,杂务又多,费心费计,哪会胖得起来。”
陈春澜点头说:“是啊,子渊是栋梁之材,不过,无论如何,身体还是要当心点好。”
说着,便挽着二位的手,朝客堂走去,忽然又嗔怪王佐说:“二位今来,理应先通告一声,也好有些准备。如有怠慢,就是你的不是了。”
经亨颐笑道:“春老乃我等前辈,德高望重,怎敢随便打扰。”
原来经亨颐说的确是实话,他这次从杭州专程返里,原本急着想见的倒不是春老,而是王佐。王佐也是上虞人,他比经亨颐年长二十四岁,可以说是上虞乃至浙江有影响的乡绅和贤达,尤其在教育的资历上,更比经亨颐要老到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