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经亨颐在中途与王佐分手，又去探望了附近的一位旧友，回到家里天已渐黑，进门便见一远房亲戚在客堂等着，手中拿着纸墨，原来是来索字的。因今日心情甚好，尽管肚子尚还饿着，经亨颐也不回绝，当下在八仙桌上铺开宣纸，用碑体一气写下数张，直至酒菜端上来了才歇手。这晚经亨颐一气喝下斤黄酒，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酒不醉人情醉人。是夜月色皎洁，春风习习，想起白天陈春澜全力支持他办春晖中学之事，禁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即取出日记本，索索写下这样一段话：“商春晖中学事，春老已有允意，教育运动或可成事实，嘱余先制预计书，我虞英才之好音也。”

到了这一年（1919）的3月21日，经亨颐已将计划书拟好，此前他曾特邀朋友李文政来家里细谈，主要托他调查日本中学校的最新办法，用作创办横山春晖中学的参考。随后经亨颐便回到杭州处理校务。为了先征询王佐的意见，他便设法托人将计划书捎给王佐过目。王佐阅毕之后，拍案叫好。原来经亨颐的计划书里把当时一所中学里所必须的最完备最先进的图书、仪器和设施，全都列了进去。

王佐后来见到经亨颐时笑着说：“子渊写的计划书几乎和我设想的完全一样，确有气魄。”

经亨颐却说：“可春老只允捐15万元，如今的计划书里面，已突破20万了，不知春老会有何想法？”

王佐蛮有把握说：“凭我的感觉，春老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这回王佐却差点失算了。原来就当经亨颐与王佐一遍又一遍完善着计划书的时候，陈春瀾也在紧锣密鼓地筹措着允捐的资金。或许是年岁大了一点的缘故也或许是过度的操劳又触犯了他陈年的宿疾，总之，每年一次必发的咳病这时又犯了。不过今年发得比往年要早些，来势也更猛些，以至于有一天经亨颐与王佐来看他时，他竟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对于两人放在床头的计划书，自然连看的兴致也没有，嘴里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咳，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关于捐资之事，只说了句：“此事待日后再议吧。”言毕又大咳数声。

王佐、经享颐见他这般模样，不謦脏多加打扰，只好匆匆返回。是夜，经亨颐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陈春澜尚有犹豫。”

经亨颐看出来了，但为何犹豫，经亨颐却不知道，莫非是为经费超出预算的缘故，似乎又不像，按陈春澜的为人，为办教育，他向来是不计数额的。去问王佐，王佐也甚觉不解。

这样又挨了不少时日，陈春澜身体仍未康复。期间经亨颐和王佐又来过几次横山陈家，因陈春澜尚在病中，二人也不敢贸然开口，偶尔提及，陈春澜也总是少了兴致，不像以前那样，一提办学，总是目光炯炯，面色红润，一副亢奋样子。以致于某日，经亨颐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陈春老尚病，春晖中学事尚有犹豫。”这事令经亨颐十分焦虑，陈春老患的虽不是大病，可他毕竟已年过八旬，平常身子又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所苦苦奋斗又酝酿了多年的这所学校，必定烟消云散。这么一想，平时脾性就急躁的经亨颐竟急得寝食不宁茶饭不思，请来王佐商议，王佐除了劝慰几句，也无良策。到了5月，五四运动爆发，此前常待在驿亭家中静候陈春澜康复的经亨颐再也坐不住了，他只好两头奔走，一会儿上虞，一会儿杭州。因为他毕竟还任着浙江一师校长和浙江教育会会长的差使，对于陈春澜那边，只好委托王佐多去走走，打探消息。王佐不使命，每每隔三差五，就往小越横山陈家大院跑。

转眼到了6月中旬，天气渐暖，陈春澜的咳疾也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渐渐好转起来，王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立即电告尚在杭州的经亨颐。经亨颐大喜过望立即放下手头的事务，连夜赶回驿亭。

次日便与王佐碰面。原来这期间王佐已拟就建办春晖中学的委托书，目的是趁陈春老身体尚健，立下一份字据，以求其决，又备不测。经亨颐看了这份委托书，连连叫好。王佐又嘱经亨颐续拟一份备案，一并呈与睇春老定夺。到了6月24日早晨，两人雇一艘快船，直抵小越横山的陈家大院。

这是一个初夏的季节，虽说太阳早已在无云的天穹中热辣辣地炫耀着它的光芒，可构筑在清澈见底的横山门前河边上的陈家大院，这时却能时时感觉到一丝令人惬意的凉爽。在门楣上写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的高大宽阔的石墙门旁的一隅遮荫处，一个头发稀疏的老人躺在一把藤椅上，手里摇着一把旧蒲扇，虽然天气已经转热了，可老人的上身却还穿着一件用洋官纱面料做的小夹袄，下身裹着一条青灰色竹裙。他就是陈春澜。陈春澜今天起得特别早。他是个喜欢早睡早起的人，除非由于身体不适的原因无奈辗转于床榻，他一般总是在晚上十时前就寝，早上五时就起床。这习惯可能养成于他早年拾狗屎的年代。后来他成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富商，这习惯也没有改，而且也不想改。对于热衷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夜生活的人，尤其是有钱人，陈春澜的这个习惯自然是与上海滩的主流时尚格格不入的，由此甚至遭来过不少的非议和嘲笑，但陈春澜却并未因此想改变这一个习惯。当然，他不想改的原因并非是要与谁作难，而是他自认为就是一个“劳碌命”，一个本分的乡下人。陈春澜今天起得这么早并非是有什么事要干，而是觉得今天身心特别地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