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沈元章的大儿子沈国瑞正在武汉长江边的码头上望着江边拉纤的纤夫们发呆。
汉口长江码头。
从武汉大学毕后后沈国瑞在省建设厅谋了一份工作。
按厅里的安排,沈国瑞下午到江边码头接一位客人。
夕阳的回光撒在江面上,国瑞在江堤上看着江边的纤夫,心里充满了悲哀。
纤夫们一个个裸露着上身,骨瘦如柴,穿着破破烂烂的裤子,几乎是匍匐着身子,使出浑身的力气拉着江轮,远远看去,像一排可怜的虾子在江边挣扎。
沈国瑞叹了口气,心里说,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像个人一样的活在世上啊!
这个蒲阳乡绅的儿子此时感觉自己也是这纤夫中的一员,胸中的悲愤似烧开的水一样滚烫。
下午六点多的时候,一艘轮船靠了岸,船上下来了从南京到武汉赴任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
一行人先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第二天,国瑞带着叶挺的秘书去看房子,一行人走进了汉口的日本租界。
租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一些警察在维持治安。
日本人的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日本侨民都撤走了。
他们走到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前,屋顶平平的,活像儿童玩的四方形立体积木,门口挂着牌子:“大和洋行”,门上面贴着封条。
国瑞一把撕掉封条,开了铁栏的外门和里门。
国瑞看到里面堆着胶鞋、衬衣、布匹、肥皂、牙膏、牙刷,码得整整齐齐的,数量还不少。
日本人走时,只把较为贵重的物品带走了,这些暂时先放着,他们的意思很明白:“我们还会回来的。”
日本人要打到武汉的消息已经在长江两岸疯传。
看了房子后,叶挺很满意,国瑞就把钥匙给了他的秘书。
天色已晚,叶挺决定第二天再搬家,要国瑞先把房子锁起来再说。
国瑞把情况报告给了建设厅厅长李范一。
李范一笑:“国共终于坐到一张桌子上了。”
第二天,国瑞跟一几个同事去了“大和洋行”,打开铁门和里门进去一看,洋行里面码的商品一夜之间杳无踪迹,所有房间里只剩下废纸和垃圾。
国瑞第一直觉就认为是街上的警察干的。
日本人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啊。
帮叶挺及他的随从把住处及办公室、招待所安顿好后,国瑞去了厅长李范一住的安仁里1号,李范一也是蒲阳人,曾留学美国,国民党内的智者,平时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有痛心疾首的习惯,国瑞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其时李范一身着青衫,长须飘飘。
国瑞说:“李先生,我们湖北的老百姓太苦,我想做点实事,一时不知道路往哪里走,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指点?”
李范一笑:“那你跟我走!我这个厅长不想搞了,准备回蒲阳去,日本人步步紧逼,抗战形势紧,现在急需到农村训练干部发动老百姓,组织起来准备跟日本人搞一场,我跟共产党在蒲阳的汤池搞了一个农村合作社培训学校,你愿不愿意去当教员?”
国瑞有些高兴:“蒲阳是我老家,我很愿意去出点力。”
“我虽说是校长,具体负责的是个叫孙光华的,也是蒲阳人,到时我让他跟你联络吧。”
国瑞提着个小行李包,坐了个黄包车,从新四军办事处一路到了江边码头,一下黄包车,正要上往蒲阳方向的轮船找人,一个身穿浅灰色西装的男人从码头另一边走了过来,这个男人身材修长,留着一圈黑胡子,面色稍黑偏瘦,中分头,一介书生的模样。
“国瑞吧?”
“您是?”
“孙光华。”
孙光华招呼国瑞上了轮船进了船舱,介绍他认识一起去的几个教员,其中一个沉静温和身着白衫青裙的女教员,国瑞也认识,他武大的同学张萍,国瑞感觉张萍看自己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脸上泛出一缕红晕。
其余的就是在武汉通过报纸招来的五十个大学生和中学生,大家基本上是冲着学习后能分配工作这一条来读这个训练班的。
船上还有些回乡的乘客混在一起。
轮船发动了,拉响了几声汽笛,抖了几下,就沿着汉江上游开去。
学生和老师一起,有的唱着歌,有的打着赤脚坐在船舷上,让江水冲刷着光洁的双脚,欢乐不已,议论着要去的地方——大洪山脚下的蒲阳县。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去,他们人生的命运从此将会被改写,有的甚至长眠在大洪山。
孙光华好像对国瑞比较感兴趣,一直找他说话聊天。
“我刚从南京牢里放出来,是共产党跟国民党谈判释放政治犯的结果,要没有国共合作抗日这一出,我现在恐怕是上了雨花台了呢,说起来,我这条命还是日本人给的。”
国瑞问:“现在都在抗日备战,为什么要搞合作社?”
孙光华说:“办合作社是组织群众的‘敲门砖’,在农村搞合作社,给农民放贷,对改善农民生活能起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群众基础,有了群众基础,我们才好发动大家一起抗日。”
汉江的航道有一段是浅滩和淤沙形成的湖泊,轮船走得不顺,到了蒲阳的富水河河口时,天已经漆黑了,一伙人列队,走了七、八里路,到了目的地汤池。
汤池是名副其实的温泉喷涌地,地面上飘散着乳白色的雾气,这里有一条小街,二十来户人家,家家都开着浴室。在一个20平方大的温泉池边,有四间瓦房,住着校长李范一。
李范一一看来了这么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十分高兴,顿了顿文明棍,即兴发表演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亡不亡,全在你们这些身怀热血的年轻人,如果你们年轻人不行了 ,这个国家迟早得亡!现在上海已经沦陷了,首都南京也失守了,发生了震惊世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如果日本人朝武汉逼近,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起打日本人!让日本人晓得,我们中国不是没有人,不是一群只能挨打的孱头懦夫,我们还是有骨头的!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听李范一这么一说,各位一时感觉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有些群情激昂了,有的还为当初仅想找份工作谋碗饭吃报名而来的心思感到有些羞愧。
学员住在离汤池一公里远的李家庙,女生住耳房,男生住大殿。
李家庙以土坯垒成,内供李氏祖宗牌位,有前厅、后堂,左右两厢,中间还有个小天井,充其量200多平方米。旁边有个小房做伙房,周围有个水沟围着,中间以木板为桥人可出入,庙里面清洁干爽。
晚上下起了大雪,庙里就下小雪,被子上白皑皑的,众人以雪为被,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五点钟听到哨子声,所有人穿衣起床,这时,天色微明,星星月亮也深情的看着这些年青人。
大家就在稻场上举行了青天白日旗的升旗仪式,然后跑步,一边跑步一边唱抗日救亡歌,一首接一首,唱得国瑞手脚发烫,恨不得现在就拿着大刀朝日本人头上砍去。
接下来开始上课,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哲学,自然科学,农村调查。政治经济学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到时候好到矿区提高盐矿工人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认识;统一战线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提高老百姓只有团结抗战才能让民族生存下去的认识;哲学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农村调查讲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让农民搞清楚地主对佃农的剥削。
授课方法是主讲老师撰写印发讲义,分重点讲课,然后学生自学,每周结合实际情况组织主题辩论会。
第一个辩论主题是:国共合作是否会破裂?
甲方认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十年的内战,深仇大恨,国民党势力大,是合法政府,不会坐视共产党坐大。
乙方认为:日本人进攻中国,如果搞内战,就要做亡国奴,共产党提出共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符合中国人心愿,尽管蒋介石是被迫跟共产党合作,但只要共产党真正积极抗日,国民党也不好撕破脸吧?
国瑞最后做总结:“日本人侵华后,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促使国共两党结成了联盟,谁要搞分裂,谁就是民族罪人,蒋介石如果不顾民族存亡搞分裂,全国民众不会答应,世界进步力量也要反对,当然,蒋介石是不会让共产党扩大的,但不可能像十年内战那样反共、剿共,因为他还想当抗战领袖,他会采取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搞法,闹些摩擦,至于抗战胜利后是否破裂,现在主流还是抗日战争,是敌进我退阶段,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谈破裂还早,另一方面,国共既然能共同抗战,那共同建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大家听了,都觉得国瑞说的也是蛮有道理,坐在一边的张萍看着国瑞,眼睛里有些特别的东西。
早中晚饭都是白饭就煮白菜,十多人围着吃,负责总务后勤的许子威特意让厨子在煮白菜里放了豆瓣酱,有点辣辣味,好下饭。
此时战争形势已经非常吃紧,台儿庄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徐州会战迫在眉睫,武汉的报纸上一片“徐州不保,武汉难守”的字眼。学生们已经对找份工作兴趣不大了,学习军事保家卫国才是正道,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摸营”。
“摸营”在夜间进行,女生也参加,一百多人的队伍,由李家庙出发,去袭击八里外的龙王庙。
晚上八点行动,走田埂子,对这些学生为说,是大姑娘做花轿,走了不到二里有人开始掉队,有的掉进水田,有的踩进白晃晃的水塘。
女生穿着旗袍,两腿迈不开,走不快,八里路走了五个小时,转钟一点到了九龙庙,把守庙的老和尚吓得躲进米缸,然后众人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回李家庙,完了又唱《九一八小调》《大刀进行曲》《热血》《保卫黄河》,唱到“哪年哪月……”
众人流下眼泪,纷纷发誓要苦练本领,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武汉。
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民众乐园旁边的国民政府大楼。
年纪不到三十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急急忙忙走进大门,卫兵把他拦住。
王明拿出名片说:“我是王明,来参加总统会议的……”
哨兵接过来看了看,还给王明,啪的立正,敬了个礼。
会上坐着各战区司令,蒋介石讲了一通抗战形势,看了一眼王明,表情有点僵硬,说:“绍禹老弟,你们在延安搞了个抗大,在这里还办什么训练班?现在是一致对外,贵党不要再想着争地盘了,整个国家都快没了,再争有什么用?你说是不是?”
王明出气有些不均匀了,解释说:“委员长,我也是刚从上海来武汉,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我回去后一定查一查,我党的态度很明白,一切统一到国民政府抗日战线上来,不过据我所知,好像是省府建设厅搞的一个合作社职员培训班。”
蒋介石口气加重了:“什么合作社职员培训班,那都是个幌子!都这种时候了,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只看到你们的一个人在那里具体负责,政府要钱要物,你们是不是还要在学校搞一个党支部?”
王明说:“……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我们这边的同志全部退出来。”
蒋介石点点头:“国难当头,望各位以大局为重,小算盘还是少打一些的好。”
众人鼓掌。
第二天孙光华被组织通知到武汉开会,晚上回到汤池,本来就黑的脸色更黑了。
孙光华把长江局的决定大意跟李范一说了一下。
李范一摇摇头:“这个王明啊,我看不是个干大事的人,老蒋两句重话就把他吓住了。”
孙光华说:“训练学校不能办就办临时的,蒲阳不能办,就换个地方,国民党不给钱,我们自己筹,我们心里没有鬼,主旨还是一个,培养抗日干部,我们没有什么私心,不怕人说。”
用餐时,学员们议论纷纷。
“听说政府不让办了。”
“是啊,他们说我们是红的……听说马上就有中央委员来视察了!”
“什么中央要员,特务头子徐恩曾要来!”
“让他们来看看也好,只怕他住不到一晚上就被蚊子抬走了。”
国瑞说:“红色白色,只要抗日,就是好的。”
一个女生说:“是啊是啊,学点东西也不行啊?难道个个都应该去扛枪打仗吗?帮老百姓发展生产多产粮食,不也是支援抗战吗?斗来斗去的,让日本人看笑话。”
众人等了一周,来检查的要员一个影子也没看到,又过了两天,来了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年轻人。
孙光华跟学员介绍:“这位是县督学胡威先生,他来我们这里视察,大家欢迎!”
学员们鼓掌,略有些失望。
胡先生在这里呆了三天,和学员同吃同睡同上课。
吃饭时国瑞端着碗坐到胡威跟前,问:“胡兄,感觉如何?”
胡威微笑:“我准备不干督学了,从今天开始成为你们这里的一员,欢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