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海外大学文博实验室，被一层浓稠的静谧包裹，只有恒温设备持续运转的低沉嗡鸣，在空荡的空间里轻轻回荡。工作台上方的无影灯投射出柔和却精准的光线，稳稳笼罩着台面上那件唐代彩绘陶俑，也照亮了彭景琛专注的侧脸。他戴着一副高倍率放大镜，镜架微微滑落鼻梁，指尖捏着一支细如发丝的竹纤维修复笔，笔杆上还沾着一点极淡的修复剂痕迹。陶俑的右肩有一块明显残损，衣纹褶皱间藏着千年积淀的尘垢与锈迹，他正凝神屏气，用修复笔蘸取微量专用清洁剂，以毫米为单位细细清理，动作轻缓得仿佛怕惊扰了陶俑身上承载的千年时光，连呼吸都放得又轻又匀。

这里是他待了近十年的地方，早已熟悉到无需刻意记认。工作台一侧，镊子、毛刷、微型显微镜等修复工具按使用频率依次排列，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摊开的笔记本上，用黑色钢笔写满了细密的字迹，详细记录着陶俑的材质分析数据、残损状况和修复进度。实验室的储物柜里，分类存放着不同朝代的文物碎片与修复材料，标签清晰可辨。熟悉的仪器运作声、修复材料特有的清香，早已融入他的日常，却始终消解不了那份隔着万水千山的疏离。每当深夜工作疲惫时，南京老巷的烟火气、祖父书房里的墨香总会悄然浮现，像一缕微弱却温暖的光，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短促而有力的震动声在极致安静的实验室里格外突兀。彭景琛的动作猛地一顿，竹纤维笔悬在陶俑上方半寸处，险些碰到残损的边缘。他皱了皱眉，缓缓放下修复笔，小心翼翼地放在笔架上，再摘下放大镜放在工作台一角，才转身走到另一侧的工作台前拿起手机。屏幕亮着，显示一条未读短信，发件人是个陌生的国内号码，归属地一栏清晰标注着“南京”。

指尖滑动解锁，一行字瞬间撞入眼底，像重锤砸在心上。“景琛，速归。你祖父1959年捐南博之物，仇英《江南春》，三日后港岛拍卖，速阻。周伯绝笔。”

周振庭，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是祖父彭振邦最要好的朋友，两人一同熬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并肩守护过不少珍贵文物，也是1959年祖父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文物时，为数不多的见证人之一。彭景琛瞬间僵在原地，指尖下意识地收紧，手机外壳的冰凉透过皮肤渗入肌理，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绝笔”两个字像针般刺眼，让他心头猛地一沉。他猛地想起祖父临终前的画面，深秋的病房里光线昏暗，祖父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依旧固执地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祖父的声音沙哑而微弱，却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景琛，我捐给南博的都是国之瑰宝，是民族的根。尤其是仇英的《江南春》，那是我当年拼了性命从战火里抢出来的，意义非凡。无论何时，都不能让它出问题，不能让它离开故土。”

当时的嘱托犹在耳畔，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变故？祖父捐赠的文物都有严格的登记备案，按规定绝不可能流入市场。彭景琛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心头的慌乱，慌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他立刻回拨那个陌生号码，听筒里却只传来

放大照片，尽管细节模糊，他还是一眼认出了画作右下角那个隐秘的“振”字印记。这是祖父当年为便于辨认特意留下的标记，藏在题跋边缘，外人根本无从知晓。确认画作真伪无误，彭景琛不再迟疑，立刻打开购票软件，锁定了凌晨三点直飞南京的航班，落地时距离拍卖会还有两天，尚有挽回余地。

迅速订好机票，他起身收拾行李。简易的黑色行李箱里，先塞进几件换洗衣物，再依次放入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文物检测仪器、专业相机等必需品。收拾到最后，他目光落在柜子顶层那本泛黄的旧相册上，那是祖父的遗物。

取下相册轻轻翻开，第一页便是1959年捐赠文物的合影。照片里，祖父穿着中山装站在南博门前，笑容温和，身边的周伯并肩而立，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抱着《江南春》。指尖抚过祖父的脸庞，彭景琛低声默念：“爷爷，周伯，我一定查清楚真相，绝不会让《江南春》落入他人之手。”

将相册放进行李箱夹层，拉上拉链时，手表显示已近午夜十二点。彭景琛最后看了一眼实验室，未完成的陶俑静静摆在台上，恒温设备依旧平稳运行。他走到办公桌前，写下便签委托同事照看工作室，随后贴在电脑屏幕上。

拎起行李箱，熄灭灯光，走廊的感应灯应声亮起，照亮他匆匆前行的脚步。窗外夜色深沉，稀疏的星光隐在云层后。他没有回头，朝着机场方向快步走去。身后是待了十年的异乡，前方是故土与未知的征程。一场跨越山海的文物守护之战，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