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 内战打响，土改的风声越来越近，父亲从“妥协求生”变成“破釜沉舟”，他的每一个“自保”行为，都成了后来被枪毙的“铁证”。

村里来了国民党的工作队，父亲以为“跟着政府走就能安全”，主动请工作队的人到家里吃饭，摆了满桌的鸡鸭鱼肉。饭桌上，父亲喝醉了，吹嘘自己“县城有洋楼，村里有几百亩地，佃户们都得听我的”，还说“当年兼并狗剩家的地，是因为他家欠我的高利贷”……

内战愈演愈烈，抗日小学因为战乱停办，她在家跟着母亲学做家务，却每天都能听到父亲和伯伯的争吵。伯伯主张“把金银细软藏起来，全家逃难去东北”，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走了，这些地怎么办？我不信他们敢动我！” 他还变本加厉地催租，甚至把几户逃荒回来的佃户的地直接收了，分给了自己的亲信。

有一天，她路过村口，看到狗剩和几个穷孩子在墙上写粉笔字：“打倒恶霸地主胡宴青！” 她吓得赶紧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却冷笑一声：“一群毛孩子，成不了气候。” 他不知道，这已经是村民们积压多年的怨恨，即将爆发。

就在这一年底，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悄悄进驻村里，狗剩的父亲找到了工作队，把胡家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父亲兼并土地、放高利贷、催租打人、抗战期间囤积居奇……还带工作队找到了胡家藏在地窖里的金银细软和地契。

所有的矛盾集中爆发，她在抗日小学的经历、父亲的嚣张与狠辣、村民的怨恨，最终都指向了打谷场上的那一声枪响。

工作队在村里的打谷场召开批斗大会，父亲和伯伯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台，脖子上挂着“恶霸地主胡宴青”“反革命分子胡宴钧”的牌子。

狗剩的父亲第一个上台控诉：“胡宴青！你1942年收走我家的地，逼得我们全家逃荒，我老婆就是在逃荒路上饿死的！”

村民涌上台，有的说父亲逼死了自己的亲人，有的说父亲霸占了自己的房子，还有的拿出了当年父亲放高利贷的借条——这些“罪证”，很多都发生在她上学期间，她却因为“大小姐”的身份，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人指着她说：“看！这就是地主家的大小姐，我们的孩子在地里干活，她却在学校里读书，用的是最好的笔墨，吃的是最好的点心！她读的书，都是用我们的血汗钱换来的！”

她被工作队的人拉到台上，和母亲、奶奶一起“陪斗”。她看着台下愤怒的人群，看着父亲苍白的脸，看着水生惊慌失措的脸，突然想起了抗日小学老师讲的“人人平等”——原来，她一直享受的“特殊待遇”，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工作队宣读了父亲和伯伯的罪行：“恶霸地主胡伯衡，长期剥削农民，霸占土地，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父亲被拉到打谷场的边缘，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她没有哭，只是浑身发抖。她看着父亲倒在地上，看着村民们欢呼雀跃，突然明白：抗日小学里的那些“新思想”，那些“人人平等”，最终指向的，就是她父亲这样的人。

她的世界，在枪声中彻底崩塌。她不再是胡家的大小姐，不再是抗日小学的学生，她成了“地主崽子”，成了被所有人唾弃的对象。

父亲死了，家产充公了，她和母亲被赶出来。无处可去的她们蜷缩在村郊的破庙里，靠娘给人缝补浆洗，勉强维持生计。村里的人要么对她们避之不及，要么冷嘲热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更让她们绝望的是，村干部多次找娘谈话，说金花是“地主的女儿”，成分不好，要是想在村里立足，就得找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嫁了。而他们推荐的人，竟然是水生。

“水生是贫农后代，他爹是革命积极分子，你嫁给他，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娘俩。”村干部的话，像一块巨石，压在金花的心上。

娘哭着劝她：“金花，娘知道你恨水生家，可我们现在实在没办法了。你要是不嫁，以后说不定会被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娘舍不得你啊。”

金花沉默了。她恨水生的父亲，恨他亲手毁了自己的家，毁了自己的人生。可她也知道，娘说的是实话。在那个年代，成分不好意味着永无出头之日，甚至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她看着娘憔悴的面容，看着破旧的茅草屋，看着窗外萧瑟的田野，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她想起了槐树下的水生，那个穿着粗布褂子，眼神明亮的少年；想起了他递过来的桂花糕，想起了他说要种好多田的誓言；想起了公审大会上，他低着头，肩膀颤抖的样子。或许，水生也是无辜的？或许，他也身不由己？

深秋的风卷着枯叶吹进破庙，母亲咳嗽声将她拉回现实，母亲已经咳了很长时间了，撕心裂肺脸烧得通红。金花缩在角落里，怀里抱着最后一点发霉的干粮，眼神空洞。她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就是一直在等，或是死亡，或是曙光，可是还有一丝希望吗？希望又能从哪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