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老师让大家写“我的愿望”，她写“想回县城的洋楼，想再听留声机的声音”，而佃户的女儿狗剩则大大的写下“想让胡老爷把地还给我们家，想让爹娘能吃饱饭”。

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狗剩的作文，说“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先救自己的同胞，再打日本鬼子”。她低着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在别人眼里是“罪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她，甚至在有意识的排挤她，唯有隔壁班的水生跟他们不一样，金花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总感觉他在默默偷偷的关注她。

记得有一次下课，其他同学都跑出去晒太阳了，金花生病了没去，爬在课桌上没精打采的。

“金花同学。”

一个憨厚的声音在门口响起。金花抬起头，看见水生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军绿色的搪瓷缸，脸涨得通红，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水生？有事吗？”金花的声音软糯，带着一丝疏离。

水生挠了挠头，快步走到她桌前，把搪瓷缸往她面前一推：“给，趁热喝。”

金花愣了一下，打开盖子，一股浓郁的麦香味扑鼻而来。里面是半缸热乎乎的炒面糊糊，上面还飘着一层薄薄的油花——那是极其珍贵的猪油。

“这……这是你省下来的？”金花有些惊讶。大家的口粮都定量，水生平时总是吃得最少，干得最多。

“俺不饿。”水生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俺皮糙肉厚，抗冻。这是俺娘临走前塞给俺的猪油，俺舍不得吃，给你补补。”

金花看着那缸糊糊，鼻子一酸。在这个陌生的、充满了艰苦和动荡的环境里，这半缸糊糊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要温暖。

她端起缸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水生就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地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关切，仿佛她喝的不是糊糊，而是琼浆玉液。

喝完后，金花把缸子递还给水生，刚想说谢谢，却发现水生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

“你的手……”水生皱起了眉头。

“没事，就是有点冻裂了。”金花下意识地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

水生没说话，转身跑了出去。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纸包。

他把纸包塞到金花手里，低声说：“这是俺刚才去后山找的‘獾子油’，俺爹说这玩意儿治冻疮最管用。晚上睡觉前抹上，别沾水。”

金花打开纸包，里面是黑乎乎的膏状物，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动物油脂味。她看着水生那双满是泥土和老茧的手，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纸包，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水生，谢谢你。”她哽咽着说。

“别谢，别谢。”水生慌了，连忙摆手，脸又红到了脖子根，

那天晚上，金花躺在地铺上，手里攥着那个装着獾子油的纸包。窗外寒风呼啸，但她的心里却像揣了个小火炉。

她知道，水生对她的好，不掺任何杂质。就像这山里的石头一样，朴实、厚重，却能给她最踏实的依靠。

金花跟水生走得越来越近，水生常常时不时给金花塞点馒头，一根头绳甚至一些小惊喜，金花跟他说不用老偷偷给自己这些东西，自己父亲给自己留了不少金银首饰放在她的地下室，以后衣食无忧的；

日子就在金花和水生的形影不离中一天天过着，金花有时候也会幻想，要是以后带着这些金银嫁妆跟水生过日子，那也是极好的；虽不是十里红妆，但也是幸福踏实；

1944年秋收，家里发生了一件更残酷的事，佃户们因为旱灾交不起租，父亲让管家带着打手去催租，把一户佃户的锅碗瓢盆都砸了，还扬言“不交租就把人赶出去”。这件事传到学校，狗剩在课间指着她骂：“你爹是恶霸！我家的锅就是被他砸的！”大家都背后对她说坏话，”小地主婆，狗娘养的“水生没有参与他们的骂声，但是很明显的疏远了金花；

金花就这么一边坚强的忍受着同学的眼神，一边跟水生保持着一茶一饭的来往；

直到抗战胜利，村里开庆祝大会，抗日小学的学生要上台表演节目。她被老师安排和狗剩一起朗诵《黄河颂》，上台前，狗蛋偷偷对她说：

“俺爹说了，日本鬼子走了， next 就该收拾你们这些地主了。”

大会上，保长给父亲戴了“爱国乡绅”的大红花，父亲为了表功，抗战期间捐过几袋粮食，但台下的村民却没什么掌声，反而有人低声议论：“捐点粮食算什么？他收我们的租子，够他捐一百次了！”

父亲没听出弦外之音，还在台上意气风发地说：“以后要恢复生意，让大家都有饭吃！” 村民们的眼神却越来越冷——他们知道，父亲说的“大家”，从来不是指他们这些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