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进城的前一晚，她连夜给他收拾行李，把纳好的千层底布鞋、缝补整齐的粗布棉衣，还有烙好的玉米面饼子一一叠进布包，动作机械，没有半分不舍。他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讷讷地憋出几句话：“金花，我进城后，会好好干活，每个月都寄钱回来，你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别太苦了自己。”他的声音里，有几分笨拙的愧疚，还有几分对未来的茫然。她没抬头，只是淡淡应了一声：“知道了，城里不比村里，凡事多忍忍，照顾好自己，不用惦记家里。”

她的冷淡，并非刻意，而是心里真的没什么波澜。于她而言，这个男人，不过是她改成分的跳板，是孩子的父亲，从来都不是可以依靠的丈夫。那晚的月色很凉，洒在土屋的地上，两人坐在炕沿两端，中间隔着长长的距离，沉默像潮水一样将彼此淹没，没有不舍，没有叮嘱，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水生就背着布包走了。她没有送他，只是抱着年幼的庆春，坐在炕沿上，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村口，心里没有半分空落，反倒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至少，不用再面对这个无话可说的男人，不用再在同一个屋檐下，演着一场没有感情的夫妻戏。

水生进城后，被分配到铁路系统做搬运工，活儿重、时间长，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他也算念着家里的孩子，念着这份婚姻，从未忘记自己的责任。每个月发了工资，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到邮局，把钱寄回村里，托大队干部转交，钱数不多，也就几块钱，可在那个一分钱都能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几块钱，足够贴补家里的米面油盐，让她不用再带着孩子挖野菜、啃树皮，也能给孩子扯点粗布做衣裳，让日子勉强过得去。

那薄薄的汇款单，每月准时从市里寄到村里，成了她守着这个家的一点微薄底气。每次大队干部把汇款单送到她手里，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心里没有半分温暖，只觉得这是这个男人应尽的责任——他欠她的，从来不是这几块钱，而是这一辈子的安稳，是她被命运裹挟着，不得不放弃的一切。

铁路工作繁忙，逢年过节也常要值守，尤其是春运的时候，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水生便成了村里“一年回一次家”的人。他大多是在腊月里，踩着年关的雪回来，身上裹着厚厚的寒气，手里拎着给孩子买的几块水果糖、给她买的一小包针头线脑，风尘仆仆，眉眼间满是疲惫。

回来的这十来天，是这个家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却也是最尴尬的时候。他会帮着她挑水劈柴、打扫院子，会抱着女儿，用胡茬蹭她们的小脸，逗得孩子咯咯直笑，可面对她，依旧是无话可说，两人同处一个屋檐下，依旧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墙。他会跟她说城里的新鲜事，说市里的马路有多宽，说火车跑得有多快，可她听得心不在焉，那些繁华与她无关，她的世界，只有这几亩薄田，孩子，还有数不尽的操劳。

这份短暂的热闹，终究抵不过别离的仓促。年一过，他便要揣着她连夜烙好的干粮、缝好的棉衣，匆匆返城。依旧是天不亮就走，依旧是她不送，只是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风雪里，心里依旧是波澜不惊。那点寄回来的钱，是他对孩子的责任，是他对这段婚姻仅有的支撑，可那薄薄的汇款单，终究填不满两人之间的隔阂，也暖不透她心里的寒凉。

他不在家的日子，家里的天，始终是她一个人撑着。孩子生病，她抱着孩子连夜往镇上的卫生院跑，深更半夜的，乡间小路上只有她一个人的身影，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地里的庄稼熟了，她一个人割麦、挑麦，累得直不起腰，坐在田埂上，看着空荡荡的田野，也会忍不住掉眼泪，可哭完了，擦擦眼泪，依旧要继续干；旁人的闲言碎语从未停止，她依旧要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活着。

那些难熬的日子，她无数次想过，如果没有这场婚姻，如果没有这个成分的枷锁，她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可世上没有如果，她只能咬着牙，一步步往前走。她和水生之间，隔着的从来都不是城里和村里的距离，而是出身的鸿沟，是没有情分的婚姻，是被命运硬生生绑在一起的无奈。

她以为，就算没有感情，就算聚少离多，这个男人终究会念着孩子，终究会守着这份名义上的婚姻，可她终究是错了。这份靠着成分和责任维系的关系，终究在小雅出生后，彻底碎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她借了成分、守了多年的男人，会在她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后，彻底背弃了这个家，让她陷入了更深的绝境。而那些每月准时寄来的汇款单，那些一年一次的短暂归来，终究成了过往，成了这段无奈婚姻里，最苍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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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车票拿出来一下”；

随着列车员声音飘过来，金花的思绪被拉回到了现在，她擦擦眼角的泪水，整理了一下情绪；

她似乎已经想到了最坏的解决办法，她这些年，在丧偶式的婚姻里把5个女儿独自拉扯大，从她们的成长到成家，这一路虽然不完美但是她足够坚强和坚定，岁月已经把让她打磨得千锤百炼，她孤立无援惯了，这一次，同样孤立无援的她必须站出来，

火车明天就会开到庆丽和庆红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跟金花生活的村庄大不相同；第一次到这里，充满着喜悦和对庆红未来的期望，而这一次，充满的是对庆红的失望，是时候解决这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