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缓缓的驶入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到站的刹车让正在货架上拿行李的金花踉跄了一下;她沉默的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一眼就认出了庆丽,心猛地揪成一团。
想想距离上一次见她也已经是2年多前了,她跟宝山结婚后回老家看金花,开着红旗轿车,打了五金套件,让金花狠狠的在村里老太太那里风光了一回,走之前还让装修队好好的把老宅翻新了一番;“好女婿好女婿,你是我的好女儿,庆丽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才找到你,真好真好...”金花拉着宝山的手一直舍不得放下,絮絮叨叨个不停;“妈,可别这么说,娶到庆丽才是我的福分,我以后会更加珍惜她们母子俩的”宝山红着脸打断对话说到;
庆丽和宝山是奉子成婚的,他们同龄,是同一拨分配到陕北的知青;
一九七八年的深秋,风已经带着陕北黄土坡特有的干冷,刮得人脸颊发紧。
庆丽是从邻村转来的。她生在乡下,长在乡下,手脚麻利,能吃苦,可心里头总压着一块石头——母亲金花是地主出身,后来才嫁给了贫农的父亲。在那个成分比命还重的年月,这一层身份,让她从小就学会了低头走路、少说话、多干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人揪出来说三道四。
她原本在自己村里劳动,可因为母亲的旧事被人翻出来嚼舌根,队里照顾她,把她调到了更远一点、人相对朴实的李家坳生产队,和一批城里来的知青编在一组。
她来的那天,背着一个旧布包,手里拎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盆,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头发简单挽在脑后,看上去安静、沉默,甚至有一点怯生生的。
队里把她安排进女知青的土窑,一孔靠着山壁、冬冷夏潮的旧窑,炕是土坯垒的,窗户纸破了好几处,风一吹就哗哗响。
庆丽没抱怨,放下东西就去扫窑、补窗、整理铺盖。她从小干惯了活,不娇气,也不挑剔,只是那双眼睛里,总藏着一点别人看不懂的小心翼翼。
宝山就是在这时候,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她。
宝山是城里来的知青,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数理,母亲教语文,原本是安安稳稳的书香人家。可赶上那段时间的动荡,学校乱了,夫妻俩被审查,一夜之间从受人尊敬的老师到家里被抄,书被烧,房子被占,日子一落千丈。
熬了好几年,政策稍微松动,家里托人改了成分说明,宝山才以知青身份,被安排下乡插队,来到李家坳。
他比庆丽早来大半年,话不多,人高大,稳重,手勤,肯出力,不像有些城里知青那样挑三拣四。队里的老乡都说,这娃踏实,心眼好。
只是没人知道,宝山心里也藏着自卑和不安。父母的遭遇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头,让他不敢与人走得太近,不敢轻易交心,更不敢对谁生出多余的情意——他怕自己的出身连累别人,也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所以他一直独来独往,收工就回窑,要么劈柴,要么看书,要么坐在土坡上发呆,安安静静,不惹是非。
庆丽刚来那一个月,两人几乎没有交流。
她干活认真,割草、喂猪、翻地、拾粪,样样都抢在前头,从不偷懒,也不喊累。只是她太沉默了,吃饭一个人蹲在角落,上工走在最后,收工走在最早,像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努力扎根,却不敢抬头。
宝山第一次主动帮她,是在挑水的路上。
那天天还没亮,庆丽提着两只小水桶去井边,路滑,她脚下一崴,水桶翻了,水洒了一地,人也差点摔进沟里。
她慌忙扶着树站起来,脸一下子红了,又急又窘,眼眶都有点发热。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
“慢一点,坡陡,别着急。”
庆丽回头,看见宝山站在不远处,肩上扛着自己的水桶,个子高,肩膀宽,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有点局促,低下头:“谢谢同志,我没事。”
“我帮你提吧。”宝山走过来,不由分说接过她手里的桶,“井沿滑,女同志站远点。”
他的手很稳,力气也大,两只桶装满水,提起来毫不费力。走在前面,步子不快,特意等着她。
庆丽跟在后面,心里轻轻一动。
长这么大,因为家里成分的事,很少有人这样平等、自然、不带一点偏见地帮她。大多数人要么疏远,要么客气,要么带着点若有似无的打量。可宝山的眼神很干净,没有同情,没有轻视,只是单纯的帮忙。
“你叫宝山是吧?”她小声问。
“嗯。你呢?”
“庆丽。”
“知道。队里说过,你是邻村转来的。”
简单几句对话,像一粒小石子,落在平静的水面上,没有惊起大浪,却留下了一圈淡淡的涟漪。
那之后,两人之间的距离,悄悄近了一点点。
不是亲近,只是不再完全陌生。
路上遇见,会点个头;收工碰到,会说一句“走了”;灶火不好烧时,宝山会在门外顺手递一捆干柴;庆丽蒸了窝头,也会悄悄多拿一个,放在他常放工具的石台上。
都是小事,不起眼,不张扬,却在日复一日的劳动里,慢慢积攒着温度。
真正让两人开始靠近的,是一次深夜的高烧。
那几天连阴雨,土窑里潮得能拧出水,庆丽本来就身子弱,淋了雨,受了凉,当天夜里就发起了高烧。
同窑的女知青都吓坏了,想去找队长,又怕半夜惊动太多人,惹来闲话。庆丽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喃喃说着胡话,脸烫得吓人。
有人悄悄提了一句:“要不……去找宝山?他平时稳重,也懂点照顾人。”
知青里都知道,宝山父母是老师,家里多少带点斯文气,做事稳妥,不像其他人毛手毛脚。
半夜,窑门被轻轻敲了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