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世纪末这段时间里主人公“我”的奋斗经历。以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来的结果，给人们造成的灾难与幸福，给老百姓带来的苦与乐。在揭露社会晦暗的同时，也也颂扬了正义与光明。

小说以“我”为主线，以其奋斗贯穿始终，描写了与之相关的不同层次的众多女性，她们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群。

其中秀蓉既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又是农村妇女悲苦命运的典型。如一根蔓，她的根本来就不甜，却又在这根蔓上生了个苦瓜，使她在苦海中熬煎了几十年，埋没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而白丽则是一个巾帼英雄，是个女强人的典型。她精明能干，不甘于命运，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然而终于成了镜中花，让人唏嘘。她善良正直，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这是中国女性美德的化身。而她的悲剧结局，也与时代丝丝相连，她的择偶标准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性。

芝琳亦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命运更让人惋惜。婚姻失败对她造成了很大打击，病魔又毫不犹豫地夺走了性命，空留下一腔怨恨。吸毒让一个美好家庭落得如此下场，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警示。把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繁荣后面的隐患向人们作了警告。

秋菊是一个反面典型，虚荣，自私，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践踏道德于一身，然其也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能排除。家庭因病致穷误了前程，让她耿耿于怀。从人的原始本能来说她也是在追求个人幸福，不同的是她置伦理于不顾。这种类型的人在改革开放后已日渐增多，不得不引起重视。

而王萍这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也是个私欲旺而又不择手段的典型代表。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在她身上着墨不多但也向人们提了一个醒，来说明社会的复杂性。

苏蕊是女性贤淑美德的典型，性格温和恬静，聪明智慧，乐于助人，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用俗话说是一个“旺夫”的女人，在她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李娟性格中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地方。她聪明干练，泼辣有才，但比较拜金，有庸俗世故的思想，这与她的出身有关。比较贫寒的家庭，开始又是一个民办教师，备受排挤。收入也很微薄，经济上让她吃够了缺钱的亏，逆袭结果又走向另一极端。因而使建筑在金钱之上的婚姻殿堂轰然倒塌。好的是能迷途知返，也有慈悲心肠，瑕不掩瑜，与“我”的结合，让这个人物得到了升华。

通过对几个女性婚姻观的展示，包括李娟婚姻理念的前后变化，作者试图说明在那一时代女性心目中仍然把文化素质作为择偶的一个首要因素来考虑。这与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郎才女貌”观念相一致，这种传统观念流传了几千年，仍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好事，它对以金钱为标尺的拜金婚姻观是一堵很好的防火墙，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春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型受害者，她虽也善良淳朴，却单纯中带着愚眛，缺少包容与温柔，不能正确对待爱情与婚姻，冲动任性，不计后果。这也与她受教育程度低，生长环境偏僻落后有关。在这种低劣环境中形成的性格导致了她的人生悲剧，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角色。从她身上可以窥见那个时代之一斑。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生活清苦无法保障，饥饿威胁人的生命。春花的千里婚配正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历史造就了春花这种悲剧性格的人，是时代把她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提提，那就是仝勋。这个人物是一个与主角“我”的性培形成鲜明对照的典型。他也曾奋斗过努力过，可终于沉伦而放弃了自我，与“我”的不屈不挠正好相映成辉。这一类型的消极悲观，正好反映了社会的不完善不完美，也反衬出“我”的奋斗之可贵。仝勋的形象代表了社会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不少。他之所以遁入空门，实际也是对社会和命运的抗争，是一种消极的无声的反抗。

小说主角“我”，是这一历史时期奋斗者的典型。他生不逢时，背负着上一辈的黑锅，几乎被时代的利刃所格杀。然这捰小草还是冲破一切阻力，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在阳光下慢慢长成了一棵大树。这种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生命不息奋斗不至的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同时，这也是作者全力褒扬和推崇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主旨。没有这种抗争与拼搏，人类文明社会就会被黑暗所吞噬而很难延续。

另外，尽管小说主角“我”身上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如对情的过分迷恋，后期偏信命运等，但这绝不能抹掉他身上那种向上的正气光环。也正因为有这些不足，他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高大全的虚假偶象从而更具说服力。多侧面的展示了人物性格特征，完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文学形象。而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气始也终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并不因这点瑕疵而减弱或抹掉。

小说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也寄托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追求，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中不能忘记的一些事。

小说后半部分，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揉进了浪漫主义的元素，在歌颂改革开放这一巨变，使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描写了这股洪流中的一些沉渣泛起，比较客观地展示了这一历史变革。

在这一部分，作者寄寓了他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包括对婚姻家庭方面个人的美好期望。这种理想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从这层意义上说，亦是从更深层上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肯定与赞美。作者把他未实现的理想，未竞的目标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为新生命而欣喜而欢呼““曙光照亮了我的心！”这也是作者对新时代充满希望与期许的感情宣泄，那个令人痛心的岁月终于让曙光代替，社会的车轮终于又走上了正轨！

“我”和李娟结合后的办学，从更深一层的意义，即物质与精神的哲学角度上来讲，也说明了这个更深层次上的问题。

从哲学的范畴来说，物质与精神是不同的两个层面，通俗的说法就是实际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即思想这两种并存的互相依赖又互不混淆的形态。具体到社会活动实践中，即可以理解为行动与思维，所想与所做，以及它们各自依赖或依附的载体。

以创办辅导办学为例，想办学是思维，是意识，是精神层面的活动；而办学则是行动，这种行为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要有实施它的物质依托。如教师，教室，课桌，教案与资料等。只有在这种精神和物质都具备并且相结合后，即人的想法与实施这种想法必须具备的东西都具备相结合后，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就如人的思想是依附于肉体这个物质载体，而不是悬浮于空中悬；而肉体如果没有思维也仍是一具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空壳。

辅导学校的成功正是如此。假没只有“我”的思维想法，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知识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没有李娟的资金投入支持，或者其它渠道的投入支持，那充其量也还只能是一个美好理想。然而，只有资金没有合适项目，没有精神产物，这种物质也是难以发挥作用，也只能是象一堆生锈的铁一摸一样的东西。

只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才会结出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实。

“书苑”辅导学校的成功，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李娟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我深厚的知识功底相结合，成功便是毫无疑义的。